作为维也纳体系的主要建筑师，奥地利保守主义政治家克里门斯·冯·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 1773-1859）意识到，19世纪的欧洲内部已经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分裂。一方面，是北大西洋沿岸诸如英国、荷兰这类民族国家，它们的国家政策与利益受市场与自由贸易影响巨大，另一方面，则是易北河东岸那些以农业为主的君主制国家。另外，来自俄罗斯帝国对欧洲大陆国家的强大压力也是维也纳体系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因此，米特里希为欧洲设计了一种以各种复杂条约为手段的制约系统，通过定期举行的和会，以此来进行欧洲内部的协调（Concert of Europe）。^【6】这种协调的主要目的除了希望在这个历史的变迁时刻，达到两种欧洲国家秩序之间的平衡之外，还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遏制欧洲大陆国家里逐渐开始兴起的革命企图。

克里门斯·冯·梅特涅

维也纳体系假设，永久和平可以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实现国家间互相牵制的平衡，并由此达到永久和平。这种五霸共治（Pentarchy）的格局看上去似乎很美，但是事实上，它更多体现的则是欧洲内部存在的深刻矛盾。在维也纳会议之后，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获得了大片曾经独立或者属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土地。虽然这次会议的前提是拿破仑战争，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控制并拆解法兰西第一帝国。但是，它同时也调整了欧洲自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形成的碎片化局面。多达将近300个的日耳曼小国在此次会议之后，被统一为主要受奥地利制约的由39个国家组成的松散德意志联邦。

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外交史上第一次在全欧范围内，以各国派遣代表，集中协商的形式处理外交关系问题。并且也确立了一套以划分势力范围的模式，试图达成权力秩序的稳定态势。因此，作为一种欧洲保守主义政治的创造物，维也纳体系几乎像是一场绝对主义（Absolutism）国家在欧洲国际层面上进行的集体复辟。恩格斯曾经将欧洲旧绝对主义国家的诞生描述为“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Gleichgewicht）”。^【7】伴随这种均势而产生的中央集权国家则被看作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仲裁者。但是，在佩里·安德森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与其将这种绝对主义国家视为新旧两种社会力量之间冲突的调停者，不如将其看做是旧贵族在新兴资产阶级挑战面前拿起的“新政治盾牌”。^【8】在国际层面上，由欧洲大陆保守主义者构想出的维也纳体系很大程度上确实是欧洲国家在大革命之后寻找到的自卫机制。

一定程度上，维也纳会议试图建立的国际秩序结构是一种欧洲精英阶层或贵族国内议会政治的国际延展。这种模式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那便是代表了不同利益群体/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能够帮助建立政治共识。并且，这种由精英阶层政治博弈形成的共识具有普遍的政治代表性。但是，这种精密设计下的政治平衡并未考虑精英阶层是否天然具有普遍代表性。同时，作为一种在欧洲大陆的秩序，它不但无法管理欧洲国家在欧洲之外的活动，甚至无法真正处理欧洲内部的差异性。

从维也纳会议至1848年，欧洲内部虽然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国家间战争。但是，它却对列强相互之间在欧洲之外进行的争斗无能为力。因此，如果将目光转向欧洲之外的世界，便能发现，维也纳体系作为一种欧洲地方性知识似乎在19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并不占据显著地位。相反，维也纳体系的命运，甚至直接受到殖民地独立以及欧洲列强对这类独立运动回应的影响。

在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1807-1808年间拿破仑先后取得了对葡萄牙与西班牙帝国的军事胜利之后，南美洲一系列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也逐渐开始获得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欧洲大陆上对抗法国的盟友，英国在欧洲之外却试图利用这场战争削弱伊比利亚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在世界贸易中的影响。作为一个传统殖民帝国，西班牙垄断了欧洲到南美殖民地之间包括贩奴在内的一切贸易。葡萄牙则相对采取了与英国合作的模式，并通过条约的形式，获准英国与其殖民地巴西之间进行贸易活动。拿破仑战争的出现，对英国来说成为了一个打破西班牙贸易垄断，进一步加强英国海上贸易霸权的绝佳机会。这场19世纪上半叶欧洲帝国之间对贸易霸权的争夺从拿破仑战争时期，一直延续到维也纳和会之后。

当我们将目光从欧洲转向整个世界之后，可以发现，维也纳体系所带来的和平非常有限。在《万国竞争》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康有为意识到，维也纳体系的基本作用，仅仅在于“保欧洲太平”。这也就是为什么英国可以通过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这种“移毒于亚洲”的手段来确保这种有限的和平。那么，如何理解维也纳体系对世界历史的普遍意义呢？事实上，恰恰是来自老殖民地对殖民帝国的反抗才穿透了西方中心历史叙事中维也纳体系的里程碑地位，并将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连接成一个整体。

我们看到，一方面是来自殖民宗主国在文明论基础上对国际法秩序排他性的维护；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殖民地追求国际法秩序与自身国际平等地位的斗争。两者之间形成的张力，共同塑造了现代国际法秩序的普遍性。同时，这种来自殖民地的反抗行动，也对宗主国的政策形成了影响。虽然从整体上来说，19世纪的反殖民独立运动并不是世界历史的主潮，但是，发生于1801年的海地革命，及其在此之后掀起的南美洲老殖民地独立的确开启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新篇章。而也正是在这种南美洲独立浪潮中，英帝国开始逐渐抛弃欧洲已进行了200多年的直接殖民模式，转而开始尝试一种非传统的世界帝国（informal imperialism）策略。

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与罗纳德·罗宾森（Ronald Robinson）将这种新的帝国治理秩序称为“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9】这种模式强调，19世纪英国的帝国秩序已经不再单纯基于那种传统欧洲殖民帝国式的直接统治模式，而转而开始更加注重通过推行“自由贸易”观念，保障英国对世界几条主要远洋贸易交通线的控制权而实现其帝国的全球霸权。^【10】而这种新的，不经过直接殖民的帝国主义秩序，则无疑是在欧洲新旧两种帝国之间在世界范围内对霸权地位的争夺过程中诞生的。

与其将19世纪维也纳体系中形成的权利平衡视为一种欧洲的“交响”（Concert），不如视为是一种殖民帝国在欧洲之外进行的“变奏”（variation），以及在这种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兴起而引起的世界各个角落多种普遍主义世界秩序的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的确，使得维也纳体系真正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实际上发生在欧洲之外。

1824年，当时的英国外相（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1770-1827）如释重负地表示，“西班牙美洲（Spanish America）自由了”，并且，如果“我们不犯错的话，她便是英国的（she is English）”。^【11】而早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就开始意识到，通过支持拉丁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支持在拉丁美洲建立民族国家的方式，就可以有效地切断拉丁美洲与欧洲大陆殖民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同时，这种对“自由”与“独立”观念的策略性使用，不但从道义上符合英国对自由主义特别是自由贸易的界定，还能就此赢得新独立的拉美国家对英国的好感。此外，拿破仑战争还让英国意识到，发生在欧洲大陆几个君主国的革命，甚至还能从内部有效削弱这些旧殖民宗主国的霸权地位。^【12】

事实上，从19世纪初开始，无论是卡苏里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1769-1822）针对欧洲大陆君主国之间战争所采用的不干涉政策（Non-intervention）^【13】，还是之后巴麦尊勋爵（Henry John Temple，3rd Viscount Palmerston，1784-1865）对欧洲之外地区采取的强硬的干涉主义（interventionism）政策，其基础都来源于这种在“自由贸易”旗帜下，欧洲列强之间对世界贸易霸权地位的争夺。从这个意义上，维也纳体系几乎像是欧洲新旧两种霸权之间就欧洲内部问题而达成的暂时性妥协。它终止了拿破仑帝国统一欧洲大陆的进程，但并未真正处理欧洲大陆那种碎片化的封建局面。这个脆弱的体系内部还包含了英国，这样一个代表了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型帝国，其主要利益都集中在希望消解旧帝国的世界影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