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IS的兴起还与一个更为深层次的更有全球影响力的现象相关，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浪潮。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资本急速膨胀。“无祖国”的金融资本一方面快速在世界范围内游荡，另一方面，又不断在各国内部试图通过削减政府管理监管、大规模产业私有化等行动，扩大其收益。进而造成的极端贫富分化很大程度上侵蚀了社会大多数人对发展的希望。

这个起火的世界就像是《蝙蝠侠》里的哥谭城那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资本大都会被两种势力控制：一部分是像韦恩家族一样的极少数工业资本家和大量金融资本家，他们占据了具有影响力的哥谭城的上层，他们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与哥谭城的人民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另一部分，是控制着政府及社会生活的黑帮。我们可以叫他们是“有活力的社会组织”。他们通过行贿以及威胁等手段，控制了哥谭城的政府及警察。在这两种强权秩序之间，是广大的哥谭城市民。他们被这种霸权的社会结构所抛弃，过着一种压抑且无望的生活。

一个没有希望的城市会面临怎样的未来呢？《蝙蝠侠》的故事给了我们两个选择，一个是由“影子联盟”和拜恩带来的，圣经式的选择。即像索多玛城那样，被彻底烧毁，之后才能重建。而另一个，则是由“黑骑士”蝙蝠侠所带来的，保护神一样的希望。然而，现实中，我们这个世界里没有这种天赐的蝙蝠侠，但却有世间自生的拜恩。

再回到对ISIS的讨论上。在他们的宣传刊物《XXX》（具体刊名隐去）上面，有许多值得分析的内容。例如，在其第3期中，它讨论了所谓“现代的奴隶制”问题。文中提到，今天所谓的奴隶制就是用工作时间，工资来束缚我们人的制度。这种制度由“异教头目”所创制。单纯从语言上来看，我们甚至很容把它与金融危机之后欧美世界兴起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简单化的批判相联系。

从形式上来看，“伊斯兰国”这份刊物非常“摩登”，排版精良，语言简洁。但是，从内容中分析，就能看出我们之前谈的“封建反帝”的霸权不平等特色了。它第一期的封面讲的是所谓“哈利发的回归”。在黑色大标题下，是一副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地图。而阿拉伯的视觉中心，则落在了ISIS活动的核心地带：Al-Sham地区。这块地区包括了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

确实在他们的政治宣传当中，遵照《古兰经》，叙利亚将会是他们发动最终大决战的地方。这种以阿拉伯为中心的世界想象，实际上构造出了一个明确的等级差序世界观。虽然他们也会借助伊斯兰的大同想象——“乌玛”，但是从他们的具体政治宣传当中我们会发现，他们设想的乌玛不是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乌玛，他们的乌玛是以阿拉伯为中心的世界帝国霸权。

ISIS的霸权还有更深层次的，我叫它为教法霸权。前面谈到，伊斯兰教法内部存在及其复杂多样的教法学派。它们之间的论争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伊斯兰教法对政治实践与社会生活具体问题的判断，产生于不同教法学派之间的论争。这种论争的存在，是伊斯兰教法活力的基础。

然而，在ISIS的治理实践与政治宣传中，这种论争被直接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被ISIS“官方”认可的教条。ISIS认为，自己提供的教法解释是独一的，也是受国家支持的。通过向其控制境内的教法解释学者颁发证书的形式，ISIS自上而下地将一个原本在伊斯兰社会内部自生的资源，用权力管制了起来。同时，ISIS还专门刊文，从教法角度，论证这种遵从“政治领导”（Political Imamah）的必要性。ISIS还系统针对伊斯兰内部反对其行为的教法批评进行回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排他的霸权式教法阐释。

实际上，ISIS采用的世界观仍旧是以二元论为基础的。他们提出了一个他者化了的西方。在其官媒第一期中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个世界已经分成两个阵营。这种冷战式的话语方式与今天小布什提出的“反恐战争”观念几乎完全重合。在ISIS看来，世界是“我们”对抗“敌人”的格局。敌人包括“美国和俄国带领的十字军和他们的同盟”，其背后是“犹太人”。

在这场全面战争中，ISIS还为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活动提供了教法解释。ISIS提出，这场对抗战争的目的在于破坏“十字军”世界的稳定，让“他们”陷入无休止的内斗之中（第4辑内容）。因此，每一个“战士”都有义务独立承担起这种责任，打击对象除了一般意义的战斗人员之外，对“十字军‘平民’”（Crusader “civilians”）也无需留情。我们可以发现，ISIS发展起来的二元逻辑，甚至在国际法层面，也彻底否定了在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中发展来的当代国际战争法原则，及其对于战斗人员和平民的区分。

我们还能发现，与先前的“基地组织”不同，伊斯兰国有一套治理理念，以及分五步走的建国路线图。从游击战对抗（Hijrah）开始，经过集合各方力量多点出击（Jama’ah），再到对异见统治者（包括穆尔西、阿萨德等不受ISIS认同的穆斯林领导人）治理区域的破坏活动（Destabilize Taghut），吸纳统合各地反抗力量（Tamkin），直至最后建成哈里发国（Khilafah）。

在伊斯兰国的宣传中，它也明确表达了其治理理念。在其“官方”刊物中，我们可以发现，ISIS设计了一整套完整的货币。作为“想象的共同体”载体之一，货币有能力传达一种最有效的认同基础。在其设计稿上，我们看到ISIS意图发行的货币均为金属硬币。这传达了其将纸质货币视为虚假金融符号的态度。货币共分三种面额，分别以金、银、铜铸造，面值等值于铸币所用金属的价值。正面均为阿拉伯文标识的面额数字，反面为标志农业生产、宗教领导、武装斗争等方面的内容。

ISIS的刊物还刊载了一系列具体治理实践的宣传内容。在其各期内容中，ISIS均会向读者展现其教育、养老、医疗、城市重建、市场管理、交通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成就。甚至在个人层面，那些从世界各地奔赴“伊斯兰国”的年轻人们，与我们共享着同样的文化经验，手上有单反，用着苹果手机，玩着《刺客信条》、《战地》之类的电子游戏。从物质层面来看，他们的现代化体验与我们没有任何差异。这就令我们不得不去重新审视今天所用的“反恐”话语。

最后，我想强调，“恐怖主义”不能被简单理解成无来由、无理性的暴力。在今天讨论的基础上，我希望提出几个反思。第一，在二元逻辑基础上，我们形成了对“现代”，“政教合一”等观念的理解。但是，这种世界观是否能够真正解释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诸多问题？第二，在此基础上，我们熟悉的包括“现代化”，“民主化”，“民族”在内的这一系列关键词，是否需要重新被语境化，并深入讨论它们在各个不同历史和政治环境中产生的实践价值？

针尖对麦芒的二元论述，体现了“英雄”与“敌人”之间互为他者的困境，甚至连所谓“正义”与“邪恶”这种价值判断，都丧失了其普遍性。同样的言说方式，也构成了“伊斯兰国”宣传的基础。这也更让人意识到这种“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无望背反，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触及到“革命”的真正价值，即对平等政治及和平未来的根本追求。

冷战思维及其背后的二元论逻辑极大影响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方式。那种简单的敌我、内外、先进对野蛮、民主对暴政、正义对邪恶的本质主义划分根深蒂固，以至于今天的我们甚至无法理解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在其革命经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种对世界秩序三分的政治视野。我们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以及之前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互不干涉内政”理念，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今天这种零和式二元逻辑的路径。在我们看来，所谓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两个老大都是霸权主义，同属第一世界。追随他们的欧洲和日本为第二世界。而广大的具有极强差异性的是第三世界。

我们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是因为第一世界是霸权的。而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是要求寻求平等。但是，必须强调，这里的“霸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结构中的力量，而并不简单指代某国某民。因此，推翻霸权主义的理想，所指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是试图寻找一种能够共同发展的平等可能。我们今天再去看万隆会议的积极意义，实际上在于它为我们理解世界结构，政治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认识方式。也为世界范围内的反抗运动提供了一种超越二元逻辑的，且更富历史感与政治包容性的方向。重新理解并阐述这种超越性的历史，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是我们中国对这个世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