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近期不仅稳住了阵脚，还拿下了伊拉克重镇拉马迪，引得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批评伊拉克部队“缺乏战斗意志”，伊拉克政府随后愤怒地反驳。伊斯兰国为何会兴起？为何会吸引那么多人跟随？它的宣传话语又有何特色？我们或许能从4月21日晚在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347会议室举行的战略传播沙龙2015年第二期中找到答案。本期，殷之光的演讲主题即为《哥谭城的拜恩：“伊斯兰国”的宣传话语分析》。】

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叫做《哥谭城的拜恩》，副标题则与现在吸引了大家注意的“神秘组织”伊斯兰国相关。不过，在介入这么一个复杂而且敏感的话题之前，我们先开始聊聊诺兰的电影：《蝙蝠侠》。

知道这个电影的朋友们一定会认识这个《蝙蝠侠》第三集《黑暗骑士的崛起》里面，著名的大反派，一个会武术有文化的大流氓拜恩，江湖诨名叫做“毒药”。他这个人靠着一种特殊的药让自己有了一个强健的身体、超人的智慧。除了会说17、8国英语之外，拜恩还极富理性，头脑冷静，有强大的组织和调动能力，是蝙蝠侠最大的敌人。毒药作为一个“革命”领导人，带领了一群匪徒一般的“乌合之众”，在哥谭城掀起了一场“99%对抗1%”的运动。一时间社会秩序大乱，人人自危。当然，在毒药看似政治性的举动背后，实际上潜藏的是他对反派女主角米兰达的特殊感情。而米兰达呢，则更是在复仇的私欲驱使下，意图将哥谭城抹为平地。

大反派拜恩

此时，蝙蝠侠作为哥谭城的保护人，站了出来，对抗来自外部的暴力威胁。斗争当然很艰难，但是，在导演的积极帮助下，蝙蝠侠终于代表正义战胜了毒药及其团伙。总结一下，这个故事充满了激情四射的二元对立。蝙蝠侠对拜恩，正义对邪恶，人性对冷酷，自由对奴役，公益对私欲，反恐对复仇。在这个二元对立黑白分明的反抗故事里，这个起火了的哥谭城到底代表了什么？从这个故事开始，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什么叫做“政治伊斯兰”。

我试图从一个思想史的角度去介入“政治伊斯兰”的讨论。而思想史研究的特点就是将我们习以为常的词语、观念重新历史化、问题化。试图梳理并重现这类观念诞生及生长背后的政治语境以及历史现场。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政治伊斯兰”的诞生，可以说是伊斯兰在19世纪末期被“问题化”的产物。Political Islam或Islamism最初出现在英美学术界及公共媒体的讨论中。这一概念背后的基本假设是对政教分离历史必然性的普遍主义认同。所谓“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今天似乎已经成为我们处理宗教与政治关系问题时的天然假定。我们甚至会认为，这种分离可能是所谓“现代性”的基础。

然而，政教分离在欧洲历史语境里诞生于教权与主权的政治性对抗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欧洲所谓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同时也产生出了管理欧洲教权主权关系的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一定程度上，政教分离与现代性的关联是在这种欧洲历史特殊性背景中诞生的。然而，这一具有特殊性的历史经验，却被替换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发展逻辑。我们假定这场发生在17世纪欧洲历史中的事件，可以被作为普遍经验，适用到世界范畴之内。进而假定所有世界的所有宗教，所有的文化，其“现代化”过程必须经历过一个“主权”对抗“教权”，并取得成功的政教分离。倘若没有，那么这种宗教或文化便是非现代的，是中世纪的。

英美学界对“政治伊斯兰”他者化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首先，以Graham Fuller为代表，将政治伊斯兰视为一种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认同。从调动方式上来看，与民族主义、宗族主义这类身份政治认同方式并无太大差异。这是一种较为实用主义的态度。Graham Fuller本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中亚事务的官员，与我们今天所谓的“新疆问题”也有些联系。在我的《去边疆》一文中对他也有一些讨论，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

第二类是老派的伊斯兰研究学者，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Bernard Lewis。此人1990年9月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The Roots of Muslim Rage）的文章。在他看来，伊斯兰与现代世界之间存在根本矛盾。而伊斯兰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究其原因则是其宗教本身的问题。当然，刘易斯在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进行类似的讨论。这种文明本质论的提法在Samuel Huntington身上得到了更为系统的论述。从对伊斯兰的讨论，扩展到对全球“文明”的系统性分析。

第三类观点代表人物是Olivier Roy与Trevor Stanley。他们的观点更为大众媒体所熟悉。在他们看来，伊斯兰的本质问题是因为不够“世俗”，没有经过宗教改革。而“政治伊斯兰”本质上是一种中世纪式的“政教合一”意识形态，与“现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具有本质差异。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对伊斯兰他者化的叙述，回应的根本问题，仍旧是西方内部对于自身历史普遍性在全球范围内的盲目挪用。

对于“伊斯兰”他者化的讨论中充斥着这种错位的历史逻辑。这一点，不但在欧美学者他者化的叙述中可以见到，甚至影响到了受到系统西方教育的伊斯兰知识分子。具体的提问方式有三种。首先，是对穆斯林与现代化关系的批评。上世纪90年代，一个摩洛哥学者曾提出过著名的“穆斯林的困境”（the Muslim’s dilemma）。概括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穆斯林）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那么我们就丧失了伊斯兰的属性；但是，如果我们维护自己的伊斯兰属性，那我们就会被这个现代社会抛弃。这种将“伊斯兰”与“现代”相对立的二元认识论还有其他的表现形式。例如“原教旨主义者”们会强调，之所以今天伊斯兰世界会遭遇如此多的苦难，究其原委，就是因为背离了伊斯兰的正道本源，落入过分“现代”的陷阱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是牵扯到所谓的伊斯兰民主化的问题。2010年开始的所谓“阿拉伯之春”代表了这种二元论的乐观主义情绪。变动之初，西方媒体送它一个“之春”的名号。是因为觉得自己从形式上看到了阿拉伯世界群众的对抗行动。并且这类行动基本均在那些冷战时期经历过世俗化改革的军事强人执政的国家里发生。这种具有明确冷战思维特色的态度，在中东地区急转直下的形势下很快丧失了其解释力。一场所谓“民主化”的运动，演变成了一场碎片化的宗族、宗派斗争。到了2014年，更出现了“伊斯兰国”（ISIS）这一用“反西方”、“反美”这类本质主义二元论话语武装起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第三类问题，即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问题。我们今天对政治伊斯兰的认识实际上直接来自于911之后对于基地组织活动的认识。这个问题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在后面我会详细阐述。

一定程度上，“政治伊斯兰”与“原教旨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以同样的本质主义二元论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于是，我们的基本问题就来了，这种二元的本质主义逻辑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真正认识我们今天这个起火了的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是如何获得其普遍性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前者，是我今天要讨论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