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斯兰教法体系内部去理解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所谓伊斯兰教法（Shari ‘a）实际上由三个重要资源组成：《古兰经》、圣训、以及教令。它不但包含了对穆斯林价值观、道德律的规范，甚至还起到了民法、刑法、以及国际法的作用。基于三种教法资源的互证，以及针对具体问题做出的教法阐释，形成了教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性作用。然而，这种复杂的解释体系又使得教法学在政治、社会实践中呈现出多样性。所谓伊斯兰四大教法学派之间的差异便是这种多样性的体现之一。

在阿拉伯学者的讨论中，“政治伊斯兰”本质上是从教法角度，对伊斯兰与现代国家政治关系问题的思考。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政治伊斯兰”本身便是穆斯林国家/地区/人群，从19世纪以来开始，对殖民主义全球贸易、两次世界大战、威尔逊主义、冷战意识形态及其国际结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重大全球秩序性问题，接合自身现实做出的理论回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政治伊斯兰”本身便是政治实践的多样性产物。

与中国19世纪以来的历史类似，伊斯兰知识分子的讨论也涉及到究竟是“全盘西化”还是“托古改制”，能够使得自己的国家与人民摆脱苦难命运的问题。其中，倡导“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应该是印度的伊斯兰知识分子Sayyid Ahmad Khan，他认为只有彻底的学习英国殖民主的“先进经验”，彻底引入西式教育，才能够挽救印度穆斯林衰微的命运。

而倡导“托古改制”的思潮更为多样，且对伊斯兰乃至全世界有更深远影响。这类知识分子强调，当代伊斯兰世界的问题恰恰来自于穆斯林在资本主义与物质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下，背离了伊斯兰传统。因此，需要完全恢复伊斯兰传统，才能对抗这种腐朽状况。其中代表人物是一批受过良好欧式教育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包括泛伊斯兰主义教父Jamal ad-Din al-Afghani，伊斯兰解放党创始人Taqiuddin al-Nabhani，以及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苏菲主义学者Hasan Bana。当然，即便在这些人中间，提出的具体实践伊斯兰世界复兴的路径也各不相同。例如有倡导进行民族革命的、有坚持进行超主权国家世界革命的、有倡导进行农民教育的等等。

我们还可以发现，反帝、反殖民、反霸权主义等关键问题，在当时伊斯兰知识分子的讨论中同样是核心关怀。但是，为什么这种讨论在阿拉伯世界最后发展出了类似于基地组织那样的“反犹”、“反美”、乃至彻底“反西方”的民粹主义话语，而在中国则出现了人民民主这样的社会革命路径，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思考问题之一。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开始讨论“伊斯兰国”。我曾经吐过一个槽，把“伊斯兰国”叫做“封建反帝”。当然，从学理上来说，这个叫法有很多问题。不过，这么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跟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话语相接合，以便我们理解“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方向。也把所谓“反帝”的不同历史走向的问题提出来。

首先强调，即便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封建”也是一个政治话语。在中国革命史语境中，“反帝反封建”讲述的是一个向前的历史进程阶段，是以解放生产力为目标，通向平等政治过程中的阶段之一。这种平等的基础不是像哥谭城里拜恩闹革命那样，简单要求分配的平等，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发展权利与生产的平等。前者，我象征性地称之为“封建反帝”，是一种“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反抗，“反帝”是其政治任务的终点；而后者则是我们曾经熟悉的“反帝反封建”，“反帝”仅仅是在其革命阶段中的一个过程，革命的终点在人类的自我解放。这种“解放”，建立在对社会发展阶段差异性现实的充分认可基础上，强调一种人民自下而上的自我觉醒，并且重视接合地区特殊性问题进行“实践”的指导性作用，否定特定“制度”或“经验”可以被自上而下地普遍适用于各个区域、民族。但是，这种“齐物平等”式的诉求不简单停留在、宗族、宗教、或是民族国家认同层面，而强调其追求目标指向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发展与平等。

今天“伊斯兰国”的诞生，首先是一个冷战后地缘政治变迁的结果。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同年，苏联正式解体。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在海湾重新开始驻军，沙特在此基础上迅速崛起，伊朗进一步遭到遏制。原本冷战时期形成的多极平衡秩序消失。宗族、教派认同重占上风。中东地区重新开始了我称之为“碎片化”的历史进程。

这幅叙利亚制作的漫画，体现了这种冷战之后，中东地区“碎片化”的局面。画面中描述了一个统一的、理想化的“中东”认同被两股力量联合谋杀。美国，和包括了沙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和约旦的共谋者们共同参与制造了这场悲剧。然而，即便在共谋者内部，也存在着更深层次的碎片化。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卡塔尔共属占有大量石油资源的海湾国家联合会。但是，同属海合会的科威特与阿曼却没出现在这个共谋群体里。这是另一个最明显的分裂。此外，在沙特与卡塔尔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竞争领导权的关系。卡塔尔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极大程度挑战了沙特在地区的霸主权威。这又构成了更进一步的分裂。这种“碎片化”的局面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反思，我们熟悉的那种二元对立分析逻辑，将教派、国家、宗族认同视为基本结构的视角，对理解阿拉伯世界问题、理解今天碎片化的时代到底是否真正有效？

画面上最后一个重要元素就是那些从“中东”尸体上冒出来的黑衣人们。他们称自己为“伊斯兰国”。的确，ISIS的诞生与萨达姆的倒台密切相连。2003年，在这个“专制”政府倒台之后，一系列以教派认同为基础的力量重新开始在伊拉克活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开始推行“去复兴党化”（De-Baathization）政策。大量清缴政府内部与社会各个行业中的复兴党党员。在萨达姆执政时期，复兴党党员占据了最重要的精英阶层，包括政府官员、公务员、军官、大学教授、银行家、实业家等等。这类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精英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而正是在这时期，ISIS的前身“伊拉克基地组织”等反美势力开始崛起，大量吸收这类萨达姆时期的精英，迅速坐大，获得了武装斗争甚至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