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这是中国大踏步追赶世界、并屹立于大国之林后总结出来的重要法宝。7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将在北京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将再次掀开新的篇章。

下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又将往何处去？为此，观察者网特别策划《改革进行时》专题，邀请权威专家学者，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相关重大议题，追踪和见证党的重大改革决策与实践历程。

过去几年来，中央不断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有何深意？“打工人”、“被算法操控的人”成为民间舆论热词，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焦虑？二十大提出中国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理解？本期《改革进行时》，观察者网邀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展开讨论。

【文/观察者网 高艳平】

立足现实，亟待理论创新

观察者网：中央文件提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从现实需要出发，要从最紧迫的事情抓起，在解决实践问题中深化理论创新、推进制度创新。”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比较要害的就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问题。为什么过去几年来中央不断地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背后反映了哪些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问题？

姚洋：中央不断强调两个不动摇，因为这非常重要。中国经济能够走到今天，无论国企还是民营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自己是国营企业子弟，我知道这些年国营企业是怎么走过来的。我自己也曾经在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工作过，这是1950年代就建起来的一家国有企业，现在是央企西电集团。看着这样的国营公司70多年走下来，能够切身体会到国有企业是为国家发展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民营企业突飞猛进，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前30年”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之后，他们有的转制了，有的“瘦身”了，但是国有企业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创造了机遇，培养了人才。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民营企业的腾飞正是在国有企业“前30年”创造的知识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

到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是纯国有的，或者纯私有的。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中，民营和国有都很重要。民营经济有创新的活力，国有企业可以实施国家战略政策，并且在一些民企不愿意干的、外部性比较强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应该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来理解“两个毫不动摇”。实践层面讲，在中国我们一直说民营企业的贡献“56789”，即民营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就业，以及90%的企业数量。

不仅如此，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估算，2010-2019年间，中国居民财富占国家总财富平均占比为75.2%，而政府净资产只占不到30%。很明显，我们的经济既有国有的成分，也有民营的成分，而且从规模上讲，我们民营的成分反而更大。

中国的财富分配（2000-2019） 单位：万亿元（左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CNBS）

既然这样，该如何去理解我们基本经济制度所说的“公有制为主体”，我觉得这个还需要理论上的澄清，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写入宪法的，必须是准确无误的。

中央为什么反复提“两个毫不动摇”，正是因为其背后的理论不能充分解释现实问题，给市场造成了一些困惑。我跟民营企业家接触的时候，特别是那些水平比较高的民营企业家，他们会问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宪法里写公有制占主体，也即是国有占主体，那么怎么理解国有占主体？

所以说，我们需要推动理论创新，更加清晰地阐释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这个阐释要能够反映我们的现实，缓解市场主体的“所有制焦虑”。

“退场论”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观察者网：您还提到一些理论工作者也说，当前的经济制度，即公私混合所有制是过渡性安排，将来中国必定要回到公有制，这恐怕也是造成非公市场主体困惑的一个原因？

姚洋：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论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有五个阶段，最后的目标是过渡到共产主义。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那么随着我们社会主义的发展，从初级阶段到中级阶段，再到高级阶段，是不是国有的成份要越来越大，如果这样的话，民营企业是不是该退场了？

所以，时不时有一些人就跳出来，说所谓民营企业职责完结了，可以退场了。我跟一些民营企业家交流的时候，他们说，我都准备好了，这全是国家的，我现在只不过是替国家掌管一下这些资产，国家想要我随时拱手相让。如果民营企业家有这种心态，就会影响他们的投资意愿。

观察者网：您认为，这种“当前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过渡性安排”言论，理论上其实是对马克思的歪曲，于改革实践来说，也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推进，可否解释一下？

姚洋：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揭示了资本主义很多规律，但没有人是圣人，不可能预测未来。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五阶段论”不是马克思的首创，是苏格兰一位启蒙运动思想家、大法官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提出来的。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四阶段理论。这四个阶段是：狩猎阶段、游牧阶段、农业阶段和商业阶段。第四个商业社会阶段，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共产主义阶段。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四阶段、五阶段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本质上是一回事儿。马克思也是西方人，西方人生活在一神教的国家里，他们容易相信世界有终极真理。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我们不相信有终极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两个结合”的创新来指导中国的发展，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用中国的文化吸纳甚至改造了西方的文化，别忘了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之一，它带有西方的烙印。

因此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否定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正统”制度安排，创造性地肯定了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作用，我们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塑像

党的实践“超越”了马克思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些理论工作者因此倾向于认为，当代的经济制度是过渡性的，最终中国还是要全面实现公有制。这种观点其实就是一种线性历史观，它不但没有得到历史证明，也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回到当下，我们还需要继续理论创新，寻求新的解释对于当前团结国企和民企很重要，因为渲染国企和民企的对立，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我们要通过理论创新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社会主义就是要消除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观察者网：这些年，随着互联网行业的飞速发展，网络上所谓“资本家”“压榨”“打工人”的网络用语挺普遍的。您如何理解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资关系？

姚洋： 这就是要理解马克思的伟大之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就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律：那就是市场经济会出现人的异化。

《资本论》 的思想源头可以回归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很年轻，他就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紧张的雇佣关系。

在资本主义初期，雇佣者数量庞大，而资本是很少的。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雇员处于市场的长边，长边没有什么权力，一位雇员如果不想干，有一大堆人等着进来；而资本家位于市场的短边，因而拥有了权力，可以去挑劳动者，干得不好，还可以开除员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收入被压到最低，这就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就是劳动者相对于资本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