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以来，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我们就不存在增进公有成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动力。新时代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纠正过去几十年一些领域存在的乱象，如腐败、官商勾结和两极分化，但这不意味着回到一大二公的时代，而是在纠偏之后，确保有为政府发挥好市场监督作用，让市场在更加规范的层次实现良性运行。

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现

观察者网：您提到，“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常态下，社会主义应该体现在政治层面，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对于市场的规制。具体怎么理解？

姚洋：首先是政治上，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力量，即中国共产党，把共产主义的理念作为她的旗帜，也就是把《共产党宣言》里说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作为执政目标。她领导的政府来规制市场，消除市场的权力关系，特别是消除资本拥有的权力。

其次提升劳动者的价值，我觉得这是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同时，在经济上，得讲效率；怎么讲效率，当然要市场来推动。这是人类经过痛苦的实践证明了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手段。

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要发挥调节者的作用，对市场进行规制。其目的一方面是要保障市场运行的效率，第二方面要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

社会主义的市场调节者还要保障市场中人的尊严、推进共同富裕等

除了效率之外，社会主义的市场调节者还要保障市场中人的尊严、鼓励特定产业发展、防止政商联盟干预经济活动、推进共同富裕等。比如我们的扶贫工程，这就是很典型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表现的例子。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好地平衡个体自由和社会目标，更好地推动社会向美好社会迈进。

第三就是再分配，再分配的目标就是一切为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此来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福利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观察者网：前面您提到，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有高福利、对劳动者的保护等等。比如有报道说，法国的华人一周工作超过40小时，被警告违法。这个方面如何区别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姚洋：如果你读过卡尔·波兰尼的《伟大的转型》，就能明白，资本主义能够存活到今天，就是因为社会的反抗，因为市场打破了社会纤维，破坏了社会组织，把许多人都变成了赤贫的人，社会因此就要反抗。

社会反抗的结果就建立了福利制度，有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样资本主义才能活到今天。

那么，社会主义的福利和资本主义的福利有什么差别呢？

我觉得至少在一战之后，特别是当代社会，西方的福利已经变成了政客和选民之间的一种交易。有些人很喜欢说1980年代的美国里根总统多么伟大，这是错误的。里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就是给企业减税，税收就减少了，政府公共支出被大幅削减。

看美国共和党总统的政绩，应该看它对老百姓的福利支出。里根执政的8年，美国政府的债务大增，街头罢工频发。而且1980年代的美国经济并不好，高通胀，高利率，美元贬值，直到1990年代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经济才得以恢复。

我的意思是想说，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只是表面的，特别是当美国民主党官员想照顾老百姓的利益，西方的福利就变成一种换取选票的交易了。所以资本主义的再分配没有一个终极目标，选票和集团利益是它唯一的动力。

而我们社会主义的福利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回到马克思，我们为什么要给老百姓提供福利，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的就是，共产主义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口号，公开写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上。

姚洋教授认为，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应该作为“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阶段的最高目标

怎么去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增进每个人的基本能力？

按照当代左翼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说法，就要求政府关注和提升每个人的能力。而中国儒家学说超越森的地方在于，既强调国家和社会要创造条件让每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特别是收入能力，也鼓励个人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即强调“授人以渔”。因而我们不提倡简单地发放福利，把收入拉平。后者是不可持续的，即使是北欧国家也曾经患上福利社会病。

如果人民看不起病，怎么全面发展？如果孩子上学困难，怎么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如果年轻人走不出深山老林，他们怎么能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所以，社会主义的政府要投资于民，为民众提供福利。这样的解释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是接近的，在中国儒家精英文化里，我们想要的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在市场分配层面，儒家赞同亚里士多德说的比例原则，即一个人的所得与他的贡献成比例。只要我们为每个人提供发挥潜能的平等机会，儒家相信每个人都具备成圣成贤的潜能。

但是，为什么推动共同富裕提出“第三次分配”的时候，很多企业家就害怕，是不是要搞平均主义，要“削峰填谷”？可见还有很多人对平等的观念还停留在”打家劫舍”和“均贫富”的阶段。

所以要推动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府就得从底层做起，提高每个人的能力，或者说给每个人发挥自己能力提供条件，使得他们有平等的机会到市场上去打拼，之后凭个人能力愿赌输赢，这是中国人能够接受的。

所以，我认为不能机械地理解“两个结合”。要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必须要让中国老百姓能接受，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不是均贫富，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托底。

托底就是给每个人创造条件，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就像中专生姜萍，如果真是人才，社会就应该给她创造条件，让她有机会深造，不能把人才埋没了。

观察者网：您试图为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一套理论体系，并称之为“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前面您讲了这个框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又讲了其价值取向，即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据报道此次三中全全会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您认为这个理论创新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议意义何在？

姚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到今天，在实践方面已经日渐成熟，但是理论创新滞后，亟需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新。

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其中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就是：公私对立、社资对立的二元思维仍时不时冒出来干扰党的方针和政策。如果还简单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资本和市场，都难以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牢固的理论基础。

在我们试图构建的“稳定的中国社会主义”框架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长期稳定的形态，我们的经济制度确立了混合所有制和市场原则，我们再分配的目标就是提升民众的能力水平。这不仅可以缓解所有制焦虑，最大范围团结社会各界人士、整合社会力量投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同时，也可以为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

这是一个兼有马克思主义学说、新古典经济学和政治哲学的跨学科研究，理论创新很难，但我认为这是学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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