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既然最终要回归中国，20世纪的革命是不是一条弯路？答案是否定的。首先，革命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把中国从一个顽固的古代社会带入现代社会的大门。其次，今天对中国传统的回归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革命荡涤了中国传统中腐朽的部分，让今天的回归能够轻装上阵，挑选传统中优秀的部分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第三，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那些没有发生过革命的后发国家，其现代化转型非常艰辛，迟滞了它们的经济赶超。

菲律宾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1980年菲律宾的人均GDP是中国的五倍以上，到了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几乎是菲律宾的四倍，四十年间，两个国家反转了20倍。菲律宾是如何失败的呢？

自1986年马科斯独裁体制倒台之后，菲律宾的美式民主制度没有中断过，而且似乎也具有纠错能力，如对埃斯特拉达总统的弹劾，但是，菲律宾的所谓民主是在一个从来没有改变的社会结构基础上进行的，如几位菲律宾学者所言：“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菲律宾之谜：在亘古未变的、亚洲最坏的一个阶级结构之上，却展现了极其生动的选举政治。”【19】

菲律宾阶级结构的基础是西班牙殖民者留下来的种植园经济，大种植园主是菲律宾经济和政治的主导力量，时至今日，菲律宾的政治仍然带有强烈的家族政治的痕迹，党派不重要，对政治强人的忠诚才是最重要的。

自1988年之后，除被弹劾的埃斯特拉达（当选之前为著名演员）和另外一位总统（前国防部长）之外，其他几位总统都有很深的家族背景，刚当选的总统更是老马科斯的儿子，副总统是刚卸任的杜特尔特的女儿。这样的政治正是福山认为的导致民主政治衰败的依附主义政治。【20】后者又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它导致经济中的裙带关系，让少数人垄断经济机会和资源。

革命是痛苦的，但可以用短期的痛苦换取长期的长治久安。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有被殖民的历史，殖民者离开的时候给它们留下选举政治，从此它们就不得不在所谓民主的框架下进行社会改造，而结果总是各种势力的妥协，但社会改造意味着剥夺某些强势集团的权力和利益，两者是冲突的，因而，后殖民地国家的社会改造异常艰难和漫长。

例如，菲律宾的土地改革从美国占领时期就开始启动，但直到20世纪头十年才完成，而且还是把土地卖给无地农民，而不是无偿给他们。印度的土地改革更是艰难。独立之初印度就制定了《土地改革法》，但七十年间几乎没有执行，即使是在印共（马）执政几十年的西孟加拉邦，仍然有30%多的农民没有土地。【21】

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大悖论是：一个好的社会转型必须经由暴力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中国是成功的例子，而许多后殖民地国家是失败的例子。

 五、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回到本文开篇提出来的转型与追赶难题，我们会发现，中国道路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一个答案。从转型和追赶的互动角度来看，过去二百年存在三类国家：第一类是转型慢于追赶；第二类是转型与追赶同时发生；第三类是转型和追赶都没有发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和日本是第一类国家的典型例子。德国是19世纪追赶最成功的国家，日本是20世纪追赶最成功的国家，但两个国家最终都走向军国主义，原因是没有成功实现转型。

事实上，它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是导致它们没有实现政治和社会转型的重要原因。德国在经济上以及军事上的成功，点燃了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对于德国人来说，俄国文化是卑劣的，法国文化是腐朽的，而英国文化充满狡黠，只有德国文化代表崇高和伟大，因此德国应该成为欧洲的主宰。德国人对欧洲人对德国的“不敬”感到愤怒，德皇威廉二世尤其如此。他一方面觊觎巴黎的繁荣，另一方面痛恨他的母亲的国度英国对他的蔑视，希望用战争的胜利夺取巴黎、赢得他“应得”的尊重。【22】

在本质上，日本完全重复了德国走过的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急剧提高，在甲午战争中轻而易举地击败从前的老师——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又击败“欧洲的轧路机”俄国，自认为可以代表黄种人与白种人进行对抗，更进一步自封为中华文化的正朔。最终，两个国家都在战争中走向万劫不复的毁灭。

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在经济上已经进入现代社会前列，但在思想、政治和社会层面仍然处在古代与现代之间；以前现代的思维和行为逻辑驾驭最为先进的技术，其结果一定是反现代的。

亚洲四小龙特别是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是第二类国家（地区）的代表。日本在殖民时期有意压制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工商业精英，而两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都实施了土改，社会因此变得非常平均，消除了阻碍变革的强势集团，为政府启动经济增长提供了政治和社会条件。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加之李光耀理性和聪明的治理能力，社会结构快速实现现代化转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它们的共性是社会转型在先，为政府中性地行使权力创造了基础。

多数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类国家。在这些国家，缓慢的政治和社会转型是它们无法快速追赶的主要原因。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曾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而在成为殖民地之前，它们还处在古代甚或原始社会。殖民者非但没有改变它们的古代或原始社会结构，反而充分利用之，从而固化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

殖民者离开的时候，又给这些国家留下了一套所谓的现代选举民主制度，极大地压缩了它们进行社会变革的空间。它们只能在发展过程中希冀通过市场的力量推进社会和政治变革，但这样一来，这些国家就进入一个死循环：政治和社会转型不到位制约经济发展，而经济不发展又反过来制约政治和社会转型。

但是，德国和日本似乎是两个反例。原因可能在于德国和日本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国家（state），能够集聚资源完成短期内的经济赶超，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生发出这样的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和经济赶超都必须内生于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两者都将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国更像亚洲四小龙这类国家（地区），转型与赶超同时发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更具有世界意义。具体而言，中国道路具有下面四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以较短的时间跨越从古代到现代的峡谷。英国革命持续了半个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及后续的震荡持续了一百多年。如果不算日本入侵的时期，20世纪的中国革命（包括社会主义革命）也是持续了半个世纪，相较而言并不算长。

正如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把英国和法国带入现代社会一样，中国革命也把中国带入现代社会。从经济追赶的角度来看，革命让中国建立起无阶级差别的平等社会，为中国实现经济腾飞提供了一个必要保证。尽管我们不期待其他发展中国家以革命的形式完成政治和社会的转型，但是，它们必须把促进平等作为政治改革的核心任务，否则的话，它们很难实现长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

第二，重视人的发展。如表1的总结所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注重提高普通人的教育水平，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水平。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对比中国和印度不同的经济表现的时候，特别强调中国在人的发展方面比印度准备得更好。【23】

人是第一生产力，而教育和健康是人作为生产力的主要衡量指标，提升教育和健康水平，就是提升人的生产力。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更加重视普通人的教育和健康水平，这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平等主义理念，也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提高多数人的能力比提高少数人的能力更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把务实主义作为行动哲学。民族自豪感是凝聚一个国家的重要思想源泉，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把它推向极致，拒绝有损民族“颜面”的行动。在经济发展方面，这表现在拒绝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一味追求高大上产业，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精英们认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体面，受人剥削，发展高大上的产业才能够让自己的国家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在制度建设方面，他们不愿意与国情妥协，一味坚持所谓的“最佳”制度，尽管这些制度并不能发挥作用。

中国则不同。在经济腾飞的早期阶段，我国欣然接受发达经济体转移过来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积累资本和技术，厚积薄发，最终建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和坚韧的制造业体系，并在多个技术领域进入世界前列。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不追求完美的制度，而是采取渐进方法，先建立“有用”的制度，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由此，我国的制度转型避免了苏东国家制度转型的阵痛，为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国的务实主义态度和成功经验因而具有强烈的世界意义。

第四，执政党发挥社会中坚力量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现在9000万的党员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党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地方。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指导下，党把不同阶层、不同代表性人群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国家的大政方针。由此，党和政府可以超然于社会集团利益之上，在可能的社会利益冲突面前保持中性，不偏不倚，致力于中国整体的长期发展。【24】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是有偏向的政府，不是被利益集团所左右，就是被民粹主义所裹挟，资源因而无法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去。虽然多数国家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强大的执政党，但这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借鉴中国中性政府的经验，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即使是在选举民主下也可能构建中性政府。

国家的中性，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就开始强调的，中国的国家就是斯密意义上的国家，这就是阿瑞吉给他的世界体系鸿篇巨著起“亚当·斯密在北京”这个书名的原因。【25】

中国仍然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未来三十年将是中国现代化的冲刺阶段。如果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完成政治和社会转型并赶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我们就不仅将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也将创造一条属于中国但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现代化的高潮时期没有对外扩张的大国，未来的历史学家注定要对此大书特书。在未来，中国也会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参见芭芭拉·塔奇曼：《八月炮火》，张岱云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

【2】自明治维新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日本的主导政治思潮之一。梁启超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参见狭间直树（主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3】例如秦晖和金雁以关中地区为例，提出关中无地主的判断。参见秦晖、金雁：《田园诗与狂想曲》，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1996年。

【4】姚洋：《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5】Deininger， Klaus; and Lyn Squire. “New Ways Looking at Old Issues： Inequal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7（1998）:259-287.

【6】何二龙、姚洋：《中央苏区对女性劳动参与率及出生性别比的长期影响》，CCER Working Paper C2022001。

【7】何二龙：《陕甘宁边区对女性教育的长期影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8】Yao， Yang， and Wuyue You.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Gender Gaps of Education in China: 1950-1990,” World Development, 2018,106:220-237.游五岳、姚洋：《女性的政治地位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基于1950—2000年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9】黄仁宇：《黄河青山》，九州出版社，2019年。

【10】Prebisch， Raúl.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ress， 1950.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

【12】姚洋、郑东雅：《重工业和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时代再考察》，《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

【13】Hu， ZhiAn， and Yang Yao. “The Great U Curve — Education Mobility in China in the Period 1930-1985,”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2017.，

【14】Friedman， Edward.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5】姚洋、秦子忠：《人性的差异性和儒家政治结构》，《开放时代》2017年第6期。

【16】苏力：《大国宪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17】姚洋、席天扬、李力行等：《选拔、培养和激励——来自CCER官员数据库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19卷第3期。

【18】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19】福山：《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19】Bello， Walden， Marissa de Guzman， Mary Lou Malig， and Herbert Docena. The AntiDevelopment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rmanent Crisis in the Philippines. p.xvi. Manila： Zed Books， 2005.

【20】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21】参见姚洋：《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十九章以及该章的参考文献。

【22】芭芭拉·塔奇曼：《八月炮火》，张岱云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

【23】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颐、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24】姚洋：《中性政府：对转型期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解释》，《经济评论》2009年第3期。贺大兴、姚洋：《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

【25】阿瑞吉：《亚当·斯密在北京》，路爱国、黄平、许安结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本文选自东方出版中心今年夏季最新出版的《理解中国的经济崛起》一书，该书是香港岭南大学郭益耀教授协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教授的弟子陈钊、冯曲等，专门为张军教授从教35年和60岁生日出版的贺寿专辑。书中收录了张五常、林毅夫、白重恩、姚洋，及张军教授多位得意门生的经济学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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