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选择这条道路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教训。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和领导人都秉持一个信念，即落后就要挨打，而要避免挨打，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毛泽东也不例外。二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利于我国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西方对华实施封锁，我国经济基本上和西方隔绝。另一方面，苏联试图把中国定位为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农业国，毛泽东坚决反对，并说服苏联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援助。三是当时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流行的给发展中国家的建议也是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发展自己的产业。

发展经济学刚刚兴起，其核心议题之一是工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在规模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达到最小生产规模才可能存活下来，这就产生了所谓的“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与此同时，普雷比什的中心—外围假说强调了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心国家和以原材料生产为主的外围国家之间的差别。按照一般原理，中心国家在制造业方面的技术进步应该可以改善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从而使外围国家受益，但普雷比什没有发现这种情况。【10】（这个假说后来发展成为依附理论，即外围国家陷入原材料生产的陷阱，久而久之形成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

苏联的对华援助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起到了重要作用，156项民用项目奠定了中国重工业的基础，其中一些企业至今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但国内的资本积累更为重要。苏联的援助多是以贷款形式给我国的，我国自己必须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本。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可能汲取资本的地方是农村地区。和苏联的方法一样，我国采取的是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方式。这是公社化和统购统销的一个重要背景。【11】

在分散的农户经营的情况下，国家很难控制农业的生产和价格；公社化统一农业生产，统购统销统一农产品收购和销售，控制价格。有了资本之后，还要集中使用到国家认可的战略部门去，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服务于这个目的。

总体而言，中国的工业化采取了一种超常的赶超战略。如何评价这个战略？笔者和郑东雅提供了一个数量模拟研究。【12】

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重工业对其他行业具有技术外部性，重工业的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其他行业的生产成本。由于存在这样的外部性，政府应该对重工业进行补贴。我们计算了最优补贴率和最优补贴时间，发现最优补贴率是33%，而由我们模型测算出的实际发生的补贴率是36.7%，两者相差不大；但是，我们计算的最优补贴时间是12年，而实际发生的是25年，相差还是很大。

所以，赶超战略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时间持续太长上面。另外，在执行赶超战略的过程中，党也犯过像“大跃进”这样的冒进错误，值得后人汲取教训。

在推动经济建设的同时，党还注重教育的普及和公共卫生的改善。研究表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出生的人的教育水平与他们的父辈的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弱【13】说明新中国头三十年关注的重点是把教育普及到一般民众当中，增强了代际教育流动性。在公共卫生方面，以公社为单位的基础医疗体系让普通百姓能够享受到基础医疗，降低了婴儿死亡率，爱国卫生运动和疫苗接种消灭了多种传染病，国人的预期寿命稳步提高。

表1给出了中国和印度之间在1978年前后的对比，很好地显示了中国在推动现代化方面的成绩。中印两国在很多方面都是可比的。印度1947年获得独立，而新中国1949年成立，两国的人口也几乎一样多。特别是印度也和中国一样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发展本国工业。然而，表1告诉我们，除人均收入和高等教育入学率之外，印度在识字率、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和工业发展方面大幅度落后于我国。

印度的人均收入高于我国，和我国较低的起点和把大部分积累用到重工业上有关，而且，到1992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就超过印度。印度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大大高于我国，和我国当时高考刚恢复有关，但也显示印度更加关注高等教育，而我国更加关注基础教育。在当时两国收入水平都很低、文盲率都很高的情况下，基础教育显然应该是国家优先考虑的事情，而事后也证明，我国发展基础教育对于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外向型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印度较低的教育水平是制约它的工业发展的一个因素。

表1  中国和印度的对比（1978年）

数据来源：Yao， Yang. “The Chinese Growth Miracle,”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Chapter 7, Vol. 2B: 943-1032.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2014。其中，中国的成年人识字率为1982年数据，印度的为1981年数据

四、改革开放时期：与中国传统和解

社会主义革命以疾风骤雨的方式改变了中国，把中国带入现代化的门槛。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革命为建设准备了条件——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被打破，社会和政治平等达到很高的高度，民众的国家认同得到提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工业基础，提高了民众的教育和健康水平。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此时，党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传统的关系。

两方面的因素值得关注。其一，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层面发挥作用，而没有触及家庭及其相关的私人领域。【14】

在农村地区，家庭拥有自留地，饲养家禽和牲畜；在城市地区，家庭虽然没有自己的产业，但与农村地区一样，家庭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单位。中国的传统文化经由家庭延续下来。搞经济建设需要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尊重传统文化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个体行为模式，是调动个人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其二，党需要寻找新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模式，以锚定党的行动。作为中国人，选择中国传统中的优秀部分是自然的事情。党在三个方面回归中国优秀的传统，即务实主义、贤能主义和市场经济。党将这些传统与长期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哲学和政治基础。

（一） 务实主义

在落地的层面上，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务实主义；从民众的日常生活到政治实践，务实主义都是中国古代最为显著的特征。中国产生务实主义，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本土宗教，我们的祖先从一开始就关注现世的生活。

《诗经》产生于西周初期，那时我们的先祖已经开始歌颂爱情，而同时代的希腊还处在所谓的神话时代，特洛伊之战是为一位被诱拐的女人而打的。我们的先祖已经建立了一种和平生活的模式，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歌颂爱情，歌颂现世的生活。这是中华文明的特性。

在哲学层面，务实主义意味着两个基本原则。第一，目的的合意性可以合理地推断手段的正当性。务实主义从目的出发，只要能够实现目的，手段就可能是正当的。“猫论”就是这个原则的形象描述。这里的“合理地推断”很重要。一个人在推断手段的正当性的时候，要用自己的知识体系、道德标准和逻辑进行思考，否则就会出现不择手段的事情。

不存在永恒的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二，不存在永恒的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不相信永恒的存在，中国传统哲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宇宙中唯一不变的规律是一切都在变动之中。中国人相信实践出真知，也只有实践才可以检验一种知识是否是真知。“实践”在英文里一般翻译成“practice”，但不准确。“practice”的意思是已经有了一个模式，按照这个模式去练习，熟能生巧。实践不一样，它包含了“探索—构建理论—应用—探索”的循环，英语里没有对应的词。

务实主义打开了改革的大门并推动了改革进程。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还陷在“主义”之争、“真理”之争之中，我们哪一项改革能够启动？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国有企业改革，抑或是价格改革，都与过去所秉持的理论真理相左。邓小平的“不争论”带领党走向一种结果导向的行动哲学，在这种哲学的指引下，一种制度是否是正当的，不再是看它的属性，而是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否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此，体制改革才可能发生。

（二） 贤能主义

中国有悠久的贤能主义传统。在西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了太学，目的是培养人才。汉武帝之后，选贤任能变得制度化；隋代发明科举制度，给平民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贤能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先秦儒家的人性观。与西方单一和固化的人性观不同，先秦儒家认为人性是多样的、流变的和可塑的，一个人所能达到的贤能高度，取决于他后天的努力和环境。【15】

由于政治职位是有限的，而经济发展需要激励人们的付出，因此，社会的政治结构必须采纳选贤任能的原则，而社会的经济结构必须奖励贤能。在实践层面，墨家对贤能主义的贡献更大。到西汉儒家独大的时期，儒家吸收了墨家的思想，最终，通过董仲舒的学说，选贤任能变成中国官僚制度的一个原则。【16】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这个原则可以作为在选举民主下票决制的一个替代，足以纠正票决制的问题，特别是它的民粹主义倾向以及别有用心者利用它对民众进行煽动和蛊惑的问题。

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继承了选贤任能的传统。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干部四化开始，党就重视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工作。许多研究表明，党的干部选拔制度符合选贤任能的原则。能力较强的官员更可能获得升迁，而且，他们的终身成就也较高；党还重视干部的培养，一个方式是把官员放到不同的岗位上去锻炼，提高他们的能力。【17】

选贤任能在今天也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由公民中的优秀分子组成，其背后的原则就是选贤任能。党提出大政方针和立法思想，人民代表大会是党凝聚共识的场所，人民代表大会的主权作用体现在审议和票决党的人事提名和大政方针，以及在党的立法思路基础上完成立法上面。

（三） 回归市场经济

邓小平说过，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事实上，市场经济也不是西方所特有的。中国最迟到北宋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市场经济的建构。北宋时期的中国市场经济已经比较完备，私人土地所有制确立，工商业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甚至发明了纸币和证券交易，有了金融的雏形【18】。

西方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机器化大生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资本的几乎无节制的积累。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搞市场经济，在当时似乎是向西方学习，实际上是回归中国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我国的市场经济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我国的发展阶段以及民众的文化心理高度相关；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市场经济之路。

市场经济实施按要素分配，奖勤罚懒，优胜劣汰，这是保证市场经济效率的必要原则。这一点也与我国的贤能主义传统一致，同时也不违背按劳分配原则。一方面，按要素分配包括按劳分配；另一方面，按要素分配说到底是按劳分配，因为资本在源头上也是劳动的产物。

（四） 再论革命的意义

未来的历史学家在书写邓小平的历史功绩的时候，自然会提到改革开放，但是，有历史纵深感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强调，他的主要贡献是把党“带回”中国。党的诞生是西风东渐的产物，是五四时期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西方激进思想而构建的政党；如前文所展示的，党自觉地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工具，以疾风暴雨的方式把中国带入现代社会。这里就涉及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融合这个宏大的课题。

党在革命时期很大程度上是在实践一个西方的革命理论，但作为扎根中国的一个政党，党最终必须面对中西融合这个宏大课题。目前，这个课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框架下展开的，但对于未来的历史学家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带领党回归中国，启动了中国摆脱百年文化引进的进程。

从“术”的层面看，改革开放是向西方学习，但从“道”的层面看，改革开放开启了回归中国传统的进程。不能忘记的是，计划经济也是从西方学来的东西，改革开放只不过是从学一种西方的东西到学另外一种西方的东西，但是在这后一种学习过程中，党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完全是中国式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重新回归“中体西用”。

姚洋认为，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回归传统的进程。图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期间的深圳

对于一个有着三千年文字记载的文明而言，坚持自己的“体”是完全可以理解且是必然的选择。但是，现在的“中体”与一百多年前的“中体”是不同的，它已经存其精华、去其糟粕，上升为与时代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和行动逻辑；而在引进“西用”的过程中，中国也不可能回避它所带来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体西用”一定是中国传统与现代西方价值体系的融合，而不是像洋务运动那样两张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