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必须严肃起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必须纳入人代会的管辖，让地方政府对地方人大负责。我相信，把这些负债摆在我们的人大代表面前，人大代表会有一个比较理性的判断。而且我们应该大大加强地方人大的力量，地方人大要有专门的委员会，来审核政府预算。委员会每年都要给人大提交一份报告，对政府的投资项目给出独立意见，然后让人大全体代表来审议。必须得做到这一步，才能打破恶性循环。

今年初各地披露的重大项目投资计划，13省总额已达30万亿（图：新华社）

对于外来打工者，大城市必须承担救助责任

观察者网：根据已经公布的数据，我们3月份的调查失业率是5.9%，4月份是6%，而全年的调查失业率目标也是6%，这是否意味着，下半年的就业情况还是很难有明显的改善？

姚洋：对，总理报告说要新增900万就业，但是我们大学应届毕业生就870万了，所以接下来也只是基本能吸纳大学生的就业。除了应届生之外的部分，就只能保证不再恶化，不会在4月份的基础上再增加了。全年保6%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难度也很大。

观察者网：6%的失业率，对于民生的影响有多大？是否需要对失业人口进行更多的现金或消费券救助？政府工作报告并没有提出很具体的民生保障资金规模？

姚洋：城镇里失业的人，是可以领取失业保险的。虽然是很低的收入，但总归过得下去，政府再适当补助一些也是可以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农村户籍的失业者。总理在报告里提出，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可以在工作地领取失业保险。但这也仅仅是原则性的，很多企业的社会保障还是比较乱，有些农民工未必参保。

中央没有提出一个很具体的数字，实际上等于是把这个事交给地方去做了。具体落实的时候，决定权是在地方手里。但是既然这钱是中央财政出的，中央还是应该规定一个支出比例，大体上的多大比例是用于保障民生的，否则地方可能又把钱挪到投资上面去了。

观察者网：现在发达国家都在大规模放水，国内学者也在讨论赤字货币化之类的撒钱手段，但是中国释放出的财政和金融刺激力度，都是略低于市场预期的。这是否体现了对过去刺激政策的反思？中国能够走出一条应对危机的不同道路吗？

姚洋：我们国家在中央政府负债这方面，还是相当谨慎，这是一以贯之的。今年的发债规模，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3.6万亿，总共也就是8万多亿，将近9万亿，其实也不小了。从救助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差不多够用了。

更重要的问题还是怎么用，怎么把消费给刺激上去。恢复经济得抓住关键点，这一次经济下行，很明显是因为缺需求，特别是缺消费。这跟以前不一样。过去的经济下行，其实消费不会下降，反而还是增长的，缺的主要是投资。但今年是投资也缺，消费也缺。在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能只搞投资，忘记了消费。

而且刺激消费是一举两得的，因为想刺激消费就得给老百姓发钱，这样既救助了那些收入比较低的老百姓，又拉动了经济，实际上见效是非常直接的，比投资要直接多了。

观察者网：有些观点认为，中国人的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不像美国那样基本上都是月光，所以投资恢复了，消费自然也能恢复？

姚洋：我们不能只看总体的储蓄率，还要看资产分配状况。我们的储蓄主要是由收入最高的20%人群创造的。全国最大的1000个储户，存款占到居民储蓄总量的1/3。处于收入分配底端40%的人，实际上是没有多少储蓄的。收入最低的20%人口几乎没有一分钱储蓄，最低的10%人口是靠借债生活，他们的净资产是负的。10%就是1亿多人，是很大的数字。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就是这部分人。

当然，这10%里面主要是老人多一些，他们不完全依赖自己的收入。但里面也有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储蓄的，都是月光族。现在他们丢掉了工作，生计怎么办？

我觉得是可以有一些救助政策的，而且各个地方可以不一样。比如说深圳的生活成本，和西安的生活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在深圳，每个月可能需要1000块钱的基本支出，西安可能600块钱就够了。对于失业的农民工，补贴2~3个月的生活费应该是必要的。

但是要有一个原则，这些失业人口应该由他们的工作所在地承担救助责任，比如说去年我在深圳打工，现在工厂把我裁掉了，深圳就应该给我一个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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