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升】

有关“中国该不该接收难民”的争论还在持续，其实不是从今年的国际难民日，而是从欧洲难民危机以来，这个话题就一直在往中国的头上飘，大家还记得今年大年初一联合国官微是怎么给咱们拜年的吗？

翻看这几天的新闻，总能听到各种针锋相对的声音，笔者和周围的朋友，包括一些欧洲朋友也有一些争论，这里不妨总结几个典型的观点，一一做个回应：

第一种：首先，我们不同意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还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超强国力的大国，这个托词不能成为中国拒绝难民承担国际义务的借口，反而会被人耻笑。而且，我们不同意“谁污染谁治理”，很多接收难民的国家都不发达，也没有参与制造难民，比如叙利亚的一些邻国，比如黎巴嫩，但他们在承担国际义务方面比欧洲做得还早，难道中国连他们都不如吗？

这种声音来自于外国人，他们对中国人的“冷酷”和带有“种族歧视”的“难民恐惧症”表示不满。

接收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并不是那么重要，几十年前中国还很穷的时候，也大规模接收过难民，关键是难民的成分问题，也就是难民和接收国社会的兼容问题。这不是种族歧视，而是对难民和接收国双方利益都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忽视这一点，就会出现欧洲正在面临的难民危机。

这种声音中提到的黎巴嫩正好笔者去考察过，而且考察时间正好是欧洲难民危机前夕的2015年4月（欧洲难民危机开始于2015年夏季），也正是叙利亚内战如火如荼之时。这个小国确实早于欧洲承受了百万难民，当地的官员和联合国分支机构介绍道，从2011年开始，短短四年不到，黎巴嫩接收了相当于自己人口四分之一的难民。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黎巴嫩在2011年人口只有460万人左右，但到了2015年，已经变成了580万，增长了120万人。阿拉伯之春之前的2005-2009年，同样是四年，这个国家的人口只增长了18万人左右。

黎巴嫩难民营

那么如此剧烈的变化给黎巴嫩社会带来了什么改变呢？说实话，并不像欧洲难民危机那么恐怖。很多餐馆服务员、高级酒吧的酒保、夜店DJ、咖啡厅的咖啡师、出租车司机、在街上擦皮鞋的小孩儿、抬高海滨高档住宅楼市的富人等都来自叙利亚，根本看不出他们跟黎巴嫩本地人的区别。他们都说阿拉伯语，都信伊斯兰教，肤色五官无区别，两国历史上曾同属一国（详情可以参见笔者之前的文章：《时代》给默克尔戴了一顶高帽子）。

当时与笔者同行的欧洲同学们都在想黎巴嫩的经济可怎么受得了，完全没有想到这些人对黎巴嫩不留恋，对叙利亚老家更是已经绝望，一旦找到廉价的途径就会向梦中的欧洲进发。结果“蛇头”们和土耳其看到了机遇，笔者离开后不久，百万难民开始如潮水一般浩浩荡荡水陆并进陆续奔赴欧洲。

结果同样的难民到了不同的社会带来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当时每个欧洲国家平摊的量还不及黎巴嫩一家，结果每个国家都发生了当地人和外来难民的矛盾摩擦，出现了社会治安恶化、宗教种族对立、政治上的左右对立、极端思想扩散、甚至恐怖袭击常态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难民问题直接导致的，有些是间接导致的，但是稍有常识的人不会否认它们和难民潮之间是有关系的。

再说说中国的例子。中国连中东小国都不如？非也。中国恰恰是在东亚东南亚这片地方从源头上扼杀了难民的产生，中国国力的壮大、对周边邻国间矛盾或邻国内部矛盾的积极调解，以及在亚洲地区处理安全问题的冷静合理性，使得很多个“火药桶”没有爆发，中国周边很长一段时间来没有大规模战争，这是扼杀了难民产生的源头。

反过来看看，面对难民问题时，黎巴嫩、约旦他们有选择吗？而土耳其，沙特以及那些自己距离中东近在咫尺的欧洲国家，不但不去扮演稳定器和调停者，反而去推波助澜，试图浑水摸鱼，中国在西方动手开打之前好言相劝，却被全当耳旁风，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种的苦果只能由自己来咽了。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15年的情况报告，中国累计接收难民30万，其中绝大多数为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只有极其少的几百人来自非洲和中东（由于本国政局不稳生乱生战，在中国沦为难民），近年由于缅甸内部武装冲突也有不少难民过境进入云南，这批难民没有可查的官方统计数字。

这30万出头的难民大部分的接收时间是六七十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那时的中国还远远不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更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些接收既没有遭到百姓的强烈反对，很多选择留在我国的难民在我国社会的融入情况也相当不错，为什么？同宗同源啊！

这就是为什么难民和接收国社会的兼容问题至关重要。接收国对接收对象进行筛选不是种族歧视，而是对双方负责。这也是为什么王毅外长说：“解决中东难民问题，首先需要加快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为难民回归创造必要条件。”

因为中东难民最适合去的地方就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再退一步就是和他们处于同一个文明圈的其他国家，你把这些地方搞乱了不收拾，还一拍胸脯说“没事，我给你一个新家！”这不是行善，是彻头彻尾的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