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2015年度人物颁给了如今的“欧洲女王”、已破纪录执政十年之久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编辑部给出的理由是：在经济动荡、难民涌入的时代，默克尔的领导力维护、推动了一个开放而无界的欧洲，而封面所配文字“Chancellor of the Free World”（自由世界的总理，注：Chancellor用在德国身上表示“总理”，在英国表示“大臣”），基本可以说是把默克尔奉为西方世界的领袖级人物，以前一般只有美国总统会被称为“Leader of the Free World”（自由世界的领袖）。如此看来，默克尔和她领导的德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领袖和国际舞台的一流玩家。

2015年确实是属于默克尔的一年，在各种国际性事件中怒刷存在感，其他大国在与欧盟沟通时恨不得直接把电话打到柏林，而不是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在伊核谈判中，德国作为非安理会五常、非核武国家，却也和安理会五常一起参与同伊朗的谈判，并扮演重要角色。从希腊债务危机的艰难谈判到乌克兰局势的居中斡旋，从难民问题的紧急处理到巴黎恐袭后的众志成城以及出兵叙利亚，德国在默克尔带领下已经成为说一不二的欧洲领袖。以至于笔者的一位法国友人开了一句玩笑：“德皇威廉和希特勒用武力没有做到的事（统治欧洲），被默克尔用和平的方式做到了。”

对于难民，默克尔一开始也是拒绝的

然而，《时代》给默克尔的这张“奖状”，似乎是在给西方某些大国所犯的愚蠢错误遮羞。因为有一些错误跟德国压根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德国却成为了直接的责任人。最典型的要数“叙利亚难民危机”了。默克尔和德国人民乃至欧洲各国人民，无论再怎么慷慨与包容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难民问题。大张旗鼓地褒奖默克尔似乎让人们忘了，难民问题的根，其实在叙利亚。而且更严重的问题在于，鼓励和表扬默克尔和欧洲这种治标不治本的“高尚”，不但不能让欧洲变得更好，还可能会酝酿更深层次的危机。而只要有默克尔这位“慈祥大妈”，那些真正的肇事者就可以高枕无忧，不用担责。这就像是闯了祸的肇事者们大力表扬一个替自己顶包埋单的“接盘侠”。

而且，人们似乎忘了，默克尔女士并不是一开始就对难民张开双臂，西方各国也不是一开始就充满慈悲之心，对早已接受无数难民的中东国家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是漠不关心。关于这一点，笔者必须要分享一下亲身经历。从一个早就开始接受上百万难民的中东小国说起。

就在今年四月，欧洲人对难民危机还没有任何预感，笔者当时还是在读研究生，随着自己学院的学术考察团来到了距离“风暴眼”很近的黎巴嫩。我是团里唯一的中国人，抵达首都贝鲁特机场后，在这个对中国公民给予落地签待遇的国家，海关工作人员对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翻了又翻，看来他们很少看到中国公民来黎巴嫩。后来我走在贝鲁特大街上，路人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当地大学校方电视台的摄像大叔盯着我拍了好久，就好像八九十年代我国老百姓在大街上看到洋人的感觉。这个国家的黄种人果然少得可怜，除了那些在外国人下榻酒店工作的菲律宾裔服务员。

实际上贝鲁特这颗地中海沿岸的明珠非常美丽，不输给很多海滨度假胜地。但是不会有人敢在这投资旅游业，原因很简单，不管是该国的“真主党”在南边和以色列动干戈，还是北边的叙利亚的乱局，随便哪一颗定时炸弹爆发都会让投资者血本无归。而就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小小的黎巴嫩迎来了更棘手的问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黎巴嫩分部的数据，从2011年到2015年，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在短短四年间从一两千增至一百几十万，聚集地从北部边境扩散到黎巴嫩全境，要知道黎巴嫩只有458万人口，这意味着现在的黎巴嫩四个人中有一个人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

难民的大量流入未引发危机，毕竟他们基本都说着阿拉伯语，都信着伊斯兰教，都有一样的生活习惯，而且黎巴嫩以前也曾被叙利亚武装占领过，以前两国也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中，叙利亚的难民来到黎巴嫩就像落难的离乱人投靠亲戚家。

在贝鲁特的叙利亚难民无处不在，只是作为外人，不进行交流根本无法分辨谁是本地人谁是难民。比较明显的要属抱着孩子在街上乞讨的妇女，和拿着擦鞋箱跟着我们走了一路的小男孩。那小男孩说他的妈妈死在了叙利亚，爸爸不见了，恳求我们这些西装革履的外国人停下脚步，好让他赚点钱糊口。

在一家咖啡厅休息时，那名热心服务我们的服务员小哥让我印象很深。他说他来自大马士革，多亏贝鲁特有朋友接济，能得到一份工作已经很满足。当我问道他是否想家，有朝一日是否会考虑回到自己的祖国时，他的回答令人心酸。他说：“回去？回去干嘛？找死吗？叙利亚这个国家已经完了。”然后我问他的长期打算是什么，留在黎巴嫩吗？他说：“也许会攒点钱然后去欧洲吧。”当时在座的欧洲人仅仅把他的这句话当成别人对欧洲的向往和赞美，并未想到他们可能很快就会真的大规模出现在欧洲。

但另一方面，叙利亚的“难民”中也不乏富裕阶层，他们带着万贯家财来到贝鲁特，居然刺激了贝鲁特海滨高档住宅的楼市、高档餐饮行业以及奢侈品的消费。果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

当时我团中所有的欧洲人都在关心黎巴嫩自身的稳定和经济形势，西方各国也没有及时地提供大量援助来帮黎巴嫩这样的国家安置叙利亚难民。没有任何人会想到，会有一群叫“蛇头”的机会主义者，用白菜价弄来一大批开出海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沉的破船，然后按人头收取高额费用甚至自制叙利亚护照，把无数囤积在中东的难民塞进一艘艘破船，送往他们梦中的“理想国”——欧洲大陆。正如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卡根所说，欧洲人之所以对待中东问题时没有美国那么强硬，就是中东的问题随时都会变成欧洲的问题，而远隔重洋的美国人就不需要担心。

但阿拉伯之春发生时，很多欧洲人似乎忘记了这点，无论是针对利比亚的卡扎菲还是叙利亚的阿萨德，法国和英国都很希望在这些自己的前殖民地有所作为，尤其在空袭利比亚的“奥德赛黎明”行动中，法国甚至还挑头，美国老大只是凑份子而已。“老欧洲”的野心可以理解，二战后美苏两霸鼓舞着那些殖民地纷纷脱离英法，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实际上是把本来装在英法盘子里的奶酪拿出来让美苏再分一遍。二战后一蹶不振的“老欧洲”只能忍气吞声接受现实，而“阿拉伯之春”让英法燃起了收复失地的想法，在“播撒普世价值”的旗帜下，他们先后摧毁了利比亚和叙利亚，结果亲西方的新政府和民主繁荣一个也没有如期而至，反倒是持续战乱、恐怖主义、难民和恐怖袭击接踵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