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学方法论基础是基于“理性人”假设的个体主义。“理性人”假设起源于霍布斯的《利维坦》，可谓源远流长，但真正成为政治学方法论基础的还是二战之后的美国政治学。美国政治学将传统欧洲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学改造为以社会为中心，出现了影响巨大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量化模型研究方法。“理性人”假设不但是学术的，更是政治的，福山就是借用霍布斯的“理性人”假设而论证其“历史终结论”的。福山根据黑格尔的“承认”哲学论述人类进步的动力，并指出“承认”思想又来自霍布斯的“理性人”假设， “正义和公正的概念对于霍布斯来说，都建立在对自我保存的理性追求之上”。

在哈贝马斯看来，霍布斯根本性地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学传统——对情境即历史性的强调，试图把“理性人”假设上升为解决人类政治困境的政治方法和思想方法，“以科学为依据的社会哲学的要求，其目的是一劳永逸地指明正确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条件。它的论断将不依赖于地点、时间和情况而发挥效力，并且可以不考虑历史状况建立永久性的共同体”。

客观地说，“理性人”假设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用来分析微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但政治行为从来都是群体性的乃至整体性的，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之间并不一致，所以人类才遭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灾难，美国才有二战之后的“麦卡锡主义”和当今特朗普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一句话，自由民主政治危机就是以个体主义为方法论的政治学的危机，政治学必须寻找新出路。出路何在？

其实，即使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巴林顿·摩尔为首的几代学人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几乎代表着美国社会科学的最重要成就，看看沃勒斯坦、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等人的名字就知道了。8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学研究也开始出现“历史转向”，历史制度主义成为一种主流方法论。事实上，以历史为基础的政治学曾在西方政治学学说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从古典时期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到近代的马克思政治学，都是历史主义研究的典范。尤其是国家历史很短的德国人，居然搞出一个“德国历史学派”，从洪堡到韦伯都是其代表人物；后来影响广泛的胡塞尔“现象学”所倡导的“回到事情本身”，就是回到历史之中。只不过，这个西方社会科学中固有的强大的历史传统被更凶猛的“理性人”浪潮淹没了，大有使得政治学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科学走入死胡同之趋势。

基于“理性人”假设的量化模型研究在中国政治学中也开始兴起，但中国的“国家性”决定了政治学中的历史路径不但不会被取代，而且必然复兴起来。常识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5000年而未曾中断的文明体，有的文明有古而无今，比如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等，有的国家有今而无古，这样的国家更多。所以，在芬纳著名的《统治史》中，中国是唯一贯穿了古代、近代、现代的国家。而且，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政治史和国家史属性，而其他文明体系下的国家历史多为文化史、社会史和宗教史。对于中国历史特性的认识，钱穆先生有过深刻论述，“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之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亦可说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

这种独特性意味着，中国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学原理，研究中国历史必然研究政治学说史，何况，中国拥有发达的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仅仅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在研究路径或者方法论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学必然是历史政治学。

梁启超（左）、钱穆

“历史政治学”概念虽然是新近提出的，但事实性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在中国有其固有传统，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前，历史上的经史之学其实就是中国政治学，但是当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引入中国之后，梁启超和钱穆被认为是“历史政治学的双重源头”，诸如梁启超的“国风论”，钱穆的礼治即法治论，都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一种政治学论述。梁启超基于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而第一次提出的“民本主义”概念，就是最典型的历史政治学路径的发现。这些年来，徐勇教授基于血缘关系的“祖赋人权”概念、“家户本位”概念，都是典型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我们相信，一旦在学科意义上提出历史政治学，必然会形成强大的学术共同体，因为中国人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历史学家”，历史是政治学者的“初心”。历史政治学的成果值得期待。

那么，到底什么是历史政治学呢？首先，和成熟的历史社会学一样，历史政治学也是一套认识论、方法论，即从历史出发去研究问题，或者说把问题置于历史之中，以证明或者证伪既有的理论命题，或者发现新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借鉴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中的一些关键词，诸如路径依赖、时间进程、时间性、关键节点、报酬递增等分析性概念，使得从历史出发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即更有针对性地回答因果机制，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模糊的因果关系。

其次，历史政治学之不同于历史社会学的意义，在于其本体论意义。历史政治学中的“历史”不再简单地是一种观念，即所谓的历史观，还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一种“what is”；历史政治学中的“政治学”，是研究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三位一体的学问。因此，具有实在意义的历史与当下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关系,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政治学。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政治学几乎是为中国政治学量身定做的一种学说，因为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不曾中断性造就了“恒常性”。这种“恒常性”不是没有历史，而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性，但西方人则习惯以自己之多变而将这种延续性视为停滞。这个认识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很重要，“没有历史”与“历史的延续性”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这涉及如何认识“历史”这个根本问题。在“没有历史”的观点看来，中国不但是不变的，而且是落后的象征；而从“历史延续性”来看，中国历史一开始就与西方不同，这个不同就是“早熟”或者说早发的现代性，正如福山说秦王朝是最早的现代国家。欧洲的现代性政治何时到来？加州学派的王国斌教授这样描述，在公元1400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在政治组织方式上杂乱无章，众多的小型政治单位（包括城邦、主教领地、公国和王国等）并存。而此时的中国却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基本上不存在欧洲式的贵族、宗教机构和政治传统”。换句话说，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早已经进入“近代”社会，具有了“现代性”。既然已经具有了现代性特征，中国历史还要往哪里变呢？以西方人提出的现代性标准，比如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兰克所说，到15—16世纪，欧洲开始有了“近代”特征，出现了民族国家、官僚政治、政治事务的世俗化、常备军等，而这些都已存在于先秦政治之中。

再次，由于历史政治学具有本体论属性而历史社会学主要是一种历史观，决定了历史社会学的学术意义主要在于研究宏大的制度变迁，诸如我们熟悉的历史社会学作品；而本体论是多层次的，有宏观、中观和微观，因此历史政治学不但用于研究宏大的制度变迁，还可以用来研究中观问题乃至微观问题。中观问题比如中国固有的协商政治传统如何自然地转化为协商民主、自古以来的用人之道与“致治”的关系、管理官员的吏部与组织部人事部的关系，等等；微观问题比如认知心理学上的问题，自古以来的家庭本位、关系主义如何影响当下的政治行为和政治价值。

最后，历史政治学的政治功能问题。历史社会学号称不持价值取向，没有为政治论述的合法性功能。但是，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存在决定了，历史政治学具有不可回避的政治功能问题，因为现代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之历史连续性意义上的存在，就是一种合法性政治论述。政治学说具有政治功能，是天经地义的事，相反，如若失去了政治功能，这样的政治学说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号称行为主义科学的方法论，诸如前述的“理性人”假设以及后来的理性选择主义，都是个体主义方法论，而这个方法论的政治功能就是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由此推之，捍卫一种政治制度的方法论对于另外一种性质不同的制度而言，就是革命性方法论。这就是政治学理论的本质属性，无需回避，否则就是带上面纱的虚伪理论。

历史政治学用来研究什么？有学者指出，对于中国政治学者而言，历史政治学大约有三大研究议程：完整地描述中国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建构关于中国政治的一般理论、研究世界政治史以发展国家类型学和一般政治理论。已经有学者运用历史社会学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形态与历史中国的关系、改革前后中国的政治连续性。其实，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属性决定了，历史政治学可以用来研究诸多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议程。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政治学可以穷尽一切研究议程，任何一个知识门类解释问题的能力都是有限度的，因此历史政治学并不排斥其他方法论。

结语

作为“以中国为方法”的历史政治学，是几代政治学人在中西文明互鉴中艰难地探索出的一个学科范畴性质的知识门类，不但是一种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还是一门学科，这是因其本体论属性。作为一门知识门类或者学科范畴，其“中国性”属性是显然的，与基于“理性人”假设的“西方性”政治学说形成鲜明对照。只有具有学科范畴的历史政治学的出现，即有主体性方法论自觉和自信，才能在文明互鉴中系统化地建构自主性政治学话语体系，更规范、更深入地回答“中国性”。推而广之，凡是拥有自己历史和文明的国家，都需要回答自己的“国家性”问题。没有这样根本性命题的政治学理论，一个国家就可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建构自主性、“中国性”的学说，并不意味着拘泥于“特殊性”而排斥所谓的“普遍性”。其实，近代以来，中国难道不是一直在拥抱、接受“现代性”和“普遍性”吗？相反，西方国家又接受了多少非西方文明的“普遍性”呢？应该换个角度看问题，为什么西方国家宣称其文明是普遍的乃至“普世主义”的，而中国人却一直自认是“特殊的”？在比较文明的意义上，没有哪家文明是“普世主义”的，文明只能是多元的。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分是假问题，多元文明互鉴是真问题。之所以还存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争，这是中国一度落后于西方而形成的历史印记，是中国人陷入的一种“问题陷阱”。如果非要说中国的“特殊性”，那就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连续几千年存在的政治共同体，这应该是任何其他文明体渴望而不可得的“特殊性”。

（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