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概念。有了自主性的民主理论和治理理论，才有可能对泛滥的合法性危机之说予以正本清源。由于一度流行的评判中国政治的价值标准来自西式民主理论和治理理论，结果中国这个人口规模最大、治理成效最好的发展中国家，被认为存在“合法性危机”。有学者统计，在2008—2013年间关于中国政治合法性的120多篇论文中，中国大陆学者多数认为中国政治有合法性危机，相反国外学者则不认为中国有合法性危机或者说认为合法性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原因在于，中国学者一边倒地引用西方政治哲学的合法性概念来分析中国；而国外学者则往往用中国传统哲学看待中国。考虑到2008年是世界政治的转折点，西方国家因金融危机而加速了地位下滑，中国则以举办奥运会为标志加快了上升步伐，这种反差性研究更不可思议。如此违反常识的政治认知，必然是据以评价的标准出了问题。

有学者总结了战后西方美国民主理论的“三部曲”：首先是熊彼特将人民主权改造为选举式民主，其次是罗伯特·达尔等人将选举式民主框定在自由主义范畴内以形成多元主义民主或者自由主义民主，再次是李普塞特改造了合法性概念。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合法性政治是指政府组成的合法律性和事实上的有效性；在“熊彼特式民主”的基础上，李普塞特将合法律性置换为竞争性选举，合法性政治等于竞争性选举加有效性。从此，“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便成为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金科玉律。在程序民主观大行其道的年代，很多人据此判断中国政治的合法性，才把如此良治国家视为存在合法性危机的国家；而那些治理无效乃至失败的国家，因为有竞争性选举就不存在合法性危机。

基于此，有学者在历史社会学脉络上“重述”了合法性概念。自被改造的合法性概念诞生以来，竞争性选举并不能解决国家治理问题，甚至是政治动荡和国家失败的根源。为此，亨廷顿提出具有统治能力的政府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代议制民主并不能解决有效统治问题。罗尔斯则从社会条件出发，提出西方政治和非西方政治完全不同的合法性标准。在西方政治学的整全性知识脉络中，合法性是一个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概念体系。这样的合法性标准意味着，中国政治并不存在所谓的合法性危机。这一研究产生了相应的政治影响，当然也会在舆论界引发较大的争论，因为这与习以为常的合法性概念完全不一样。

因为对于合法性政治的标准不清楚，很多时候人们容易把社会矛盾视为合法性危机的象征。针对现实中流行的“崩溃论”、“转型陷阱”、“合法性危机”等观念，有学者指出，这属于“转型危机”而不是合法性危机。所谓“转型危机”，“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由于各种利益冲突和治理能力滞后所产生的危机,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结构性转型的必然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转型危机”其实是国家治理和社会转型中的普遍想象。

观念会产生政策，错误的观念必然导致错误的政策。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因没有自主性观念而犯下颠覆性战略性错误，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在观念交锋与文明互鉴中，中国政治学在涉及国家的一些关键词上进行了护卫性建构，初步形成了自主性政治学话语体系，为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在政治学最根本问题的研究上，诸如中国的国家建设，中国政治学也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就，这当然归因于中国政治学置身于中国大陆这片沃土。

二、扎根于中国大地的政治学：回答“中国性”命题

以“民主—治理—合法性”为线索的话语体系的形成，是在政治性对话、意识形态交锋中形成的，其生命力最终取决于关于社会结构研究的社会科学水平。这是因为，衡量社会科学成就的最高标准是人们对于自己身处其中、并时刻约束其行为的社会结构的研究有着实质性发现。关于社会结构真相的研究是一种探究“实存”（the world of being）的学术活动，由此才能厘清各种“实证”（the world of becoming）出来的概念和理论。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国家建设研究而言，最大的、最根本的“实存”性问题就是笔者在2017年提及的“中国性”（Chineseness）命题，或者说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国家性”（stateness）问题。且不论不乏分歧的历史分期问题，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中国性”都是需要回答的。否则，事实上毋庸置疑的中国在理论上就可能演变成一个有重大争论的学术问题，比如所谓“新清史”的挑战。但是，一旦理解了中国政治学关于“中国性”的研究成果，就知道“新清史”称不上挑战。

关于古代中国的国家性，至少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中国是如何来的，中国所以为中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中国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中国是怎么来的？回答国家起源的最新成果算是迈克尔·曼的历史社会学，即国家权力是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互动的结果。这一变量组合式理论突破了查尔斯·蒂利关于国家的军事战争和财政能力的解释，更不同于以往的单一因素解释，诸如“经济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运用曼的国家理论，可以解释先秦国家的形成；而中国案例研究极大丰富了曼的理论。具体方法方面，赵鼎新尝试了对贵族实力和君主被推翻的相关性检验，基于军队行军距离，作出霸权国的网络分析。这些科学方法都是曼、蒂利等上一代社会学家不太擅长的。

相对于众说纷纭的国家起源说，中国国家性的研究成果更值得一提。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历经5000年而未曾中断的大一统文明体，这种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在世界上引来众多天才学者的好奇和赞叹，力图揭示其内在奥妙。其中，最能解释中国历史连续性的便是日本著名学者沟口雄三的“中国基体论”：“中国有中国独自的历史现实和历史展开，这体现于长期持续的种种现象在不同时代里的缓慢变化上，所以中国的近代应该从现代、近代与前近代的关联来把握。”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具有一以贯之的连续性。然而，这种连续性靠的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不曾间断的连续性？在“中国基体论”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中华文明基体论”——由历史文明基因组成的共同体，一种基因共同体。除去民族主体性、语言文字和地域性等因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这个基因共同体至少包括：国家层面的大一统思想和治国的民本思想；政府层面的官僚制（包括郡县制和科举制）；文化层面的包容性与中庸之道；社会生活的自由与自治，以及家庭伦理本位，等等。这些“基因”代代相传于、内化于生活在固定疆域内的华夏民族血液中，因而构成了延绵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共同体。

这个“文明基体”被有的学者解释为“儒法国家”，看上去有点类似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外儒内法”，但内涵有着很大区别。“儒法国家”的意义首先在于其历史连续性，即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延续了2000年的国家；中国具有几大文明中最显著的强国家传统；最早建立起文官政治，大部分时期内军人都被文官驯化；能够将游牧和半游牧国家同化，而不必像其他文明一样对外征服；不同于欧洲，中国的城市即便高度商业化也不具备独立于国家的力量。这是首次将中国历史进行社会科学化的研究，在英语世界引发重大学术影响。

最有挑战性的问题还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为什么能够延续几千年?有学者归因于“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传统。儒家从来不是宗教,而是一种文教，即儒家之教化，文教传统使得儒家内化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儒家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特殊地位,塑造了一种普遍的共同价值。儒释道融合并非多种宗教并存，民间的各种神灵信仰和宗教均广泛传播,并深入中国人心灵，但它们也在传播儒家价值。因此，中国性可谓“一个文教，多种宗教”。

这一“中国性”发现很重要。推而广之，中国也可以概括为“一个文教，多种民族”，即只要承认文教传统，不管是什么民族，不管统治者来自哪个民族，都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春秋战国到两晋南北朝，中国一直是个多族群的国家，但文教传统保证了中国性。这样看来，“新清史”就是伪命题。我国史学界需要加强“中国性”的研究，否则会把伪问题当成真挑战。

那么，这个“文明基体”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呢？组织国家的政治理论在西方被称为“政体论”，这是产生于城邦国家的古典理论。但是，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围绕“谁统治”的政体论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现行大国出现的中央—地方关系、非政府组织治理、大公司权力等，都不是传统政体理论所能回答的。但是，中国一开始就是一个大型文明体，具有无比的复杂性，也就需要相应的组织理论去回答。这个理论便是近年来学者从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发掘的“治体理论”——一种包括治道—治法—治人的国家理论。该理论认为，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的文明和政治共同体，在5000年演进中形成了自身的国家构制传统。从贾谊探讨汉代如何克服秦弊、实现长治久安到晚清《经世文编》以“治体”为纲领，这个传统为理解大一统郡县制国家传统的秩序机理，提供了关键理论资源。治体基于秩序构造的体系意识，围绕国家关键要素及其构造形成秩序理论范畴。治道、治法与治人是治体的三个核心要素，其中治道指向基本秩序原理，治法指向体系性规则和制度，治人指向政治主体，涵括其德行、智识和技艺。它们蕴含了国家结构的基本层面，如作为精神根基的政教政学关系、以礼法为中心的社会政治治理模式、注重相维相制的权力构造以及政治中心群体的能动角色。治体论在宋以来进入古典意义的成熟阶段，注重纪纲法度的制度性构成与变迁，突显出以“治法”为中心的思维特质，晚清以降这个传统被西学政体论取代。相比政体论关注最高权力所在的统治主体，治体的价值论、维度论更合乎中国历史实践特质的理论思维取向。这些要素如政治体的精神基础、治理模式、政体特征、治人养成，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无论处于哪个时代都需处理的必要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