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家治理理念

从大历史来讲，政治发展逻辑可概括为“问题导向，混合至上”。

过去100年是各种极端化意识形态轮番上演的过程。从1900年开始的100多年，出现几种主要意识形态：1900年-1929年、1930年，主要鼓吹放任自由主义；1930年代，凯恩斯主义兴起，后来崩盘了；1940年代-70年代的40年，有苏联模式斯大林主义；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里根、撒切尔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

再好的意识形态如果极端化，最后都要破产、崩盘。为什么？因为不符合人的需要。人有利益上的分化，利益分三六九等，这是客观存在的。不同阶层有不同需求，这是垂直的；横向的，人的观念有左中右，天然分布没办法。任何单一意识形态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因此，一个国家（可能）有不同价值观，有主流的同时也要包容其它分支。

根据调查，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以治理为导向的意识形态——中国老百姓谈民主，很大程度是在谈民生需求，它强调意识形态上不能极端化、单一化，强调公共政策的包容性。

怎么包容？中国政治几个层面，最核心是政体，政体宪法规定，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就是我国的政体，在延安就是这样界定的。

民主集中制这个东西，外国人很难理解，因为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中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基本线索是：首先教权与皇权对立；教权淡化后，接着是皇权、国家权力和商人、社会权力的对立。社会一直是二元对立，因此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二元对立界限分明，不可调和，这是西方历史决定的社会方式。

在延安，西方记者问毛泽东，民主和集中怎么能够融合呢？外国人不懂，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很天然的，先民主后集中，没有好的民主就没有好的集中。

民主集中制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有民主，有集中。

集中，就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是政治单一制，地方权力由中央授予，地方立法必须跟国家法律相一致。地方的权力有四大班子：党委、政府、政协、人大，四个一把手都是中央组织部直接考察任命的。副部级、副省级都是。这是集权单一制。

经济上，改革开放40年来实行经济联邦主义，权力是下放了，其实中央和地方权力共享，比如税收上有国税、地税，中央地方共享。一般网民不懂中国财政体制，以为财政报表告诉我们，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五六个省市是财政赢余，其它全部亏空。其实，中国财政体制是分税制以后，60%的税收到中央，再转移支付；各个省看起来是赤字，转移支付以后就弥补了亏空。

经济联邦主义是权力分享与共治，在税以外的很多地方，地方政府权力大了去了，如怎么城市规划，中央是不管的。

二是政治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

一方面，国家导航经济发展。比如国家发改委很重要，被称为“小国务院”。国家发改委下牵头的各个政府主管部门，对推动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有所谓的市场派经济学家称，所有政府规划都是失败的，不要政府主导。这些讲法既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西方国家历史。西方国家走到今天，很多科技工程都是国家规划主导的。确实让民营企业搞这个东西也有成功的，但人家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如果没有国家力量和人家竞争，怎么可能竞争得过呢？

另一方面，存在利益集团政治。企业靠什么证明自己享有民主权利？决策过程中有权，通过组织利益集团影响决策。

讲到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让人心痛的案例，有利益集团让全国人民都成了受害者，但那时我们茫然不知。

2003年央行出台了关于限制房地产发展的规定，规定地皮自有资金不能低于50%。这规定如果实行下去，全国三分之二房地产都得倒，今天老百姓可能就好受多了。但是规定6月份出来，8月份就被推翻了，原因是房地产人士联合经济学政治学学者、媒体，造势游说政府，说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让央行放宽给房地产企业的贷款限制。这就是利益集团。

三是国家与社会的官民关系。

这里的集中体现为对四类社团严格规制，不能随便成立：法律类、政治类、民族类、宗教类，而经济组织、文化组织需要登记——现在在国家民政系统登记的不下150万家。

而民主，我称之为协商共识型民主。政治是分层次的，不要一个概念解释所有层次：

公共政策，如《物权法》涉及到每个老百姓的东西，出台过程中上千万网民参与讨论，是制度法协商。

部门决策，称之为市场压力型协商。例如软件打车，今天觉得很便利，但也带来了安全问题。软件打车在很多国家、地区（如香港）不能合法化，因为冲击了即有的利益集团、行业工会，而在我们这里，很快市场化。政府管理部门、学者、从业者（柳青）、运营的代表等人开会开到凌晨达成合法化的共识。

不客气地说，中高级政府官员都是市场经济中成长起来的，有问题找市场已经成了他们的思维定势。在我看来，经济关系市场化是应有之义，而社会关系、政治关系要都市场化，这个国家就可怕了。生老病死这些社会性问题若都市场化，很多老百姓是承担不起的。政府部门太亲市场的思维定式，这个东西走到今天得反思了。

地方决策，是抗争型或对谈型协商。

地方官员若有决策侵犯老百姓利益，老百姓起来抗争，政府不得不靠协商，让双方都能满意、接受。

七八年前我到深圳一个区，区委书记带我们看一个公园，说下边是粤港高速公路，每天20万以上车流量。原来高速公路是要敞开平地修，但这样会侵害附近居民的产权，房屋贬值。老百姓不干了，组织上访，每周末组织车队到省政府。

区政府有钱请好律师，老百姓也有钱请好律师，双方谈判一年半。第一个方案是平地过，第二是下沉式，第三个方案全封闭。双方最终确定一种，政府预算比原来多了13亿，工期也多了近两年。最后老百姓把高速公路上边的公园叫作和谐公园。这种案例在地方决策中特别多。

基层治理是民主恳谈，有民主恳谈会。

但是，真给你民主权利了，又不一定行使。我们小区电梯人货不分，损耗大，老化要换。两年下来换不了，因为没有业主委员会，而没有业委会同意，重大资金没法花。一方面理论上要民主、要自由，但社区是实实在在行使民主的场所，又不行使，冒着生命危险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我真是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