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商船拿着珍贵的海獭皮，不远万里来广州是找对了地方。但是那些海獭不是美国人发现的，最先在那一带倒手海獭皮的，其实是俄国人。俄国在北边占着那么大一块地，背后有一条经济因素。

那里是高寒地带，人烟稀疏，农业出产很低，工业化之前开发矿产也很不容易。但是从高寒地带的哺乳动物身上扒下来的皮，也就是所谓的皮草，不但披着很保暖，看着色泽光润，摸着也很柔软，在欧洲、中东、中国都很抢手，算是北方丝绸之路周边的交流上一件很珍贵的商品。

蒙古帝国崩溃之后，俄国开始向西伯利亚扩张，主要的动机就是搞皮草。只是高寒地带的动物数量有限，而且捕少见少，俄国人的搜索范围因此越来越大，到十七世纪中期来到中国边境，开始与清朝发生冲突与交往。而后他们又进一步走过冰天雪地，摸到太平洋的东头，到十八世纪中期在阿拉斯加建立落脚点，其后继续向南，一直摸到旧金山。从白令海峡到加州的范围，他们发现大量的海獭，开始在那一带捕捉，海獭皮可是比貂皮贵好几倍。

海獭

这一发现的消息后来走漏出去，在加拿大的英国人、在墨西哥的西班牙人，还有刚独立不久的美国人，也就跟着过来掺和一把。这才有了波士顿商船那条绕着地球兜一圈的“黄金航线”，但是皮草货源的大头却还是掌握在俄国人手里。走的是冰天雪地之中的马帮商队，主要的贸易点在蒙古的恰克图，当时在大清与俄交界的地方；大量属于奢侈品的皮草从那里流入中国，换取我们的茶叶、丝绸等货品。

所以不管是南边、北边还是东边，都跑来跟中国贸易。

但是在历史叙述之中占位置最重的，还是西边来的帆船，特别是荷兰、英国那两家东印度公司。虽然总体来说，欧亚的贸易量远比不过亚洲地区之间的贸易量，但欧洲人与中国的贸易有两处特别。

第一是他们基本上无法出产任何在亚洲畅销的产品。不但对中国是这样，对印度、日本、东南亚也是一样。他们能与亚洲贸易，主要靠的是从美洲流入欧洲的白银。

第二是到十八世纪，他们进口的货品也有些特别，对中国茶叶的需求量节节高升。在十七世纪，被东印公司带回欧洲的茶叶，本来只是给贵族尝一尝鲜。到康熙开海之后，购买茶叶变得容易，喝茶竟然在欧洲普及开来，从王公贵族到中产阶层再到一般百姓，都有了这样的需求。

只是在当时茶叶是中国的特产，只能在中国买到。欧洲新生的消费需求，得用大量白银的输出来满足。到接近十九世纪的时候，英国人看着买茶叶的白银越花越多，觉得要维持不下去了，开始向中国输运毒品，最后导致鸦片战争。

十八世纪画作之中，拿着中国进口的瓷器喝中国茶的英国贵族

当然，朝廷对外国商人、水手的确有许多限制。

比如，帆船进入广州，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通常每年在夏末欧洲帆船乘南风到达广州，入冬刮北风的时候离开，其后不许任何外国人留在广州。这样的规定在现在来说看着奇怪，但是欧洲人来到中国沿海，带来过不少冲突、骚扰，官府有防备之心是自然的事。

到达广州之后，欧洲人只能待在黄埔，不许随意进城，随船不许带女子，据说是为了让他们无法在广州久留。在黄埔期间，他们也不许逛窑子、上花船，违者会被送进大牢。还有，他们也不许学中文，显然是防备他们套取情报。这几项规定其实与日本长畸港将洋人限制在出岛上的做法相似，只是日本准许当地烟花女子进入隔离区为外来水手服务。

在贸易淡季离开广州的欧洲人，一般是去澳门歇脚。葡萄牙人仍然以租用的形式管理澳门，但是已经没有跑贸易的资本，当地的经济失去了十六世纪下半叶的繁荣。不过，它却一直是欧洲人进入广州之前等待允许的停靠点。

朝廷也利用澳门，对外来的帆船进行过滤。欧洲帆船要在澳门找向导、翻译，欧洲水手若是行为不轨，朝廷也会找澳门问责，到澳门拉人。在法律上，澳门仍然归香山县管辖。闹出什么人命案子，特别是有中国人牵涉其中的时候，必须交给香山县衙门审理。

十九世纪欧洲人画笔下的澳门

康熙开海给了澳门又一次机会，几家东印度公司都要在当地向葡萄牙人租房子。生意做大之后，这些房客可是要比房东富裕得多。与没落时期相比，澳门有了不小的起色。它这个落脚点的角色要一直扮演到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割走香港，另立门户。在那以后，葡萄牙人才借着欧洲列强炮舰的威风，压迫清政府，将澳门变成了葡萄牙的殖民地。

从洋人的角度来说，广州的贸易安排自然很不如意。除了那些限制规定之外，负责贸易的户部官员不直接跟洋人打交道。有什么事情，从买卖、上税到纠纷，都要通过公行来代理。其中最有名的是广州十三行，即十三家专门当买办的公行。到十八世纪下半叶，清政府规定只有广州作为开放口岸，十三行实际上是垄断了相关的贸易。公行买办在外商之中的口碑很好，做事有信用，有效率，不耍那些短斤少两的小滑头[5]，但是澳门、广州黄埔之外的广大地区对欧洲人禁足，十三行的垄断让欧洲人觉得很不满意。

但是总体来说[6]，这些限制并没有阻碍中国与各地的海上贸易往来。就贸易量来看，广州的地位尤其特别，在当时的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在现代国外历史学者的笔下，清代的中国是世界贸易的中心[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