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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共和与中国人的精神内伤
2013年5月，凤凰网刊登了我在中国政法大学一个读书会上的发言记录稿，微博界随即上演了一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喜剧。其实，我受邀参加的并非凤凰网读书会，我当然知道，凤凰网读书会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为了让漫訾者更好地看清自己的敌人，以便给予精确打击，有必要刊布由本人整理的讲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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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说出去的革命往事
一个大雪夜里，八岁的谢婉莹正帮着母亲，把章炳麟的几十本《天讨》，一卷一卷装在肉松筒里寄了出去。不久收到各地的来信说：“肉松收到了，到底是家制的，美味无穷。”小姑娘问：“那些不是书吗？……”母亲轻轻的捏了她一把，俯在耳朵上说，“你不要说出去。”“不要说出去”的秘密，衍生出一次异乎往古的共和革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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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也被天鹅绒了
最近这一场突然热起来的“革命热”，我一直觉得蹊跷，听了大学者们言论，能把辛亥革命说得这么天鹅绒，这么静悄悄，我若有所悟：故意远比无知可怕。有一句话说得挺好：你永远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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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虚三人谈：争议“告别革命”
多位学者在“中国能否告别革命”座谈会上称：今天“革命”议论的语境和当年并无实质变化，只是问题似乎更尖锐了。改革一定会死很少人，有一个严格的路线图，这种说法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要避免流血和暴力，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这个社会要有妥协精神，尤其是当权者要有妥协精神，最好是当权者有主动改革的精神。[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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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清季十年革命历程（上）
近代中国因西潮冲击造成中外竞争的新局面，朝野均面临着政治方向、政治结构和政治伦理的根本变革。对清末十年而言，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体制或结构是否改变、怎样改变、以及以什么样的速度改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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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禀父书：永远无法寄达的家书
《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收有梁启超1916年致父亲的四封家书，梁在写信时不知道其父已经去世。这四封家书足以彰显任公先生在护国战争中先国后家、牺牲绝大的心迹。[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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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体”的辛亥史事
《民国了》作者杨早很着力于描述湖南的乡绅、四川的袍哥、上海的青红帮和光复会等等。以湖南为例，湖南素来的特点是士绅权重。光复后，同盟会从湖北派来的焦达标和陈作新虽然抢得湖南都督和副都督的位子，但因当地士绅不买账，自己又不知进退，故死于乱变是可料想之事。又如上海，也是同盟会出身的陈其美抢得都督一职，也是因为商会不买账，兼在沪上颇有势力的复兴会对陈恨之入骨，故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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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场、喵星人、狗粪与中国市民
最近因特殊原因在国内结结实实地过了大半年市民生活。每周数日一大早走出小区，过马路，走几十米，便到小区边的菜市场。这种建在住宅区的菜市场在美国是看不到的。不管别人怎么撇着嘴警告我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但每天可以如此近距离买到各种新鲜蔬菜，对一个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感觉是不一样的。而没人警告我的，却是住处到菜场那段五、六分钟的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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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底牌
自由主义论者对历史作出他们的判断：“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他们这些主张真实反映了这些年势头迅猛的私有化思潮。这种自由主义的说教，今天又加上了一层“普世价值”的包装，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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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
中国在20世纪面临旧帝国与新国家，革命与后革命的两个连续性问题。当代中国的完整性可以追溯至清王朝与诞生于1911年革命的新生共和国之间的连续性之上。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如何在平等政治与历史多样性之间形成创造性的关系或政治整合是重大的挑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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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治边理念及其演变
辛亥革命前后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也是中国边疆地区危机日益加深的时期。面对边疆地区日益严峻的形势，一些人的边疆治理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既总结中国古代的边疆治理经验，又主动地借鉴近代西方的理念，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意见。这些建议和意见反映了特定背景下的边疆治理、民族关系理念，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仿“殖民”体制和“同化”措施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对当时和后世都有一定影响。[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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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大变：杜亚泉看辛亥革命
《十年以来中囯政治通览》，出版于1913年1月，是《东方杂志》（1904年创办）为“刊行十年之纪念”而出之“纪念增刊”的主要部分，附在该杂志的9卷7号之后。因其时间的巧合，那十年的政治通览，基本等于回顾辛亥前十年的经历，从当事人角度，告诉我们那次革命怎样“一路走来”。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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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朋园：立宪派的“阶级”背景
谈辛亥革命，“立宪派”这个名词一向是含着讽刺意味的。清末内忧外患严重，国势阽危，亟起献身救国运动者，分为两大流派：革命党与立宪派。从事立宪是在现状下求改革，主张革命则力图推翻现状，两派水火不容。结果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革命党是成功者。立宪派所拥护的现状消失，是失败者。原先两派立于对等的地位，革命后立宪派无有容身之地，深恐他人旧事重提，自此隐姓埋名。革命党人则大写回忆录，追述他们的“灿烂光辉”事迹。本文借叙述立宪派背景之便，研究其性格特征，指出其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有其性格上的限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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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妇女解放
当时先进女性提出了五方面的具体要求。一是要求女子身体健康权。二是要求女子受教育权。三是要求婚姻自由权。四是要求女子经济独立权。五是要求女子政治参与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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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记者笔下的辛亥革命
观察者按：莫理循的暗示是一个天才猜测，由此方可理解袁世凯的复出。假如按照过去的阴谋论，袁世凯不可能复出，然而从莫理循记录看，袁世凯其实在下野当年，就被南北舆论看好，早在1909年10月，莫理循就明明白白告诉西方，“除非发生意外，全国人民都确定他（袁世凯）能重新掌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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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史话：辛亥革命时期张元济的出版活动
观察者按：张元济的出版理念以扶住教育为核心，集为推动维新变法以及商业出版两种身份为一身的张元济，其出版活动又是如何平衡两种身份之间的差异呢？本文原题为《辛亥革命时期张元济的出版活动与出版思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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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日常生活——以学堂学生与城市民众为例
当辛亥革命突如其来之时，日常生活与革命之间有着复杂深刻的互动影响。本文以当时学堂学生与上海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为例，试图呈现更多个体遭遇辛亥革命时的不同处境和多歧感受。这些不同处境和多歧感受有的植根于清末以来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化，有的则来自民国建立以后的时局转折，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原本被遮蔽甚深的革命本相。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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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邦新造”的历程：1911－1917年宪政史反思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周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三千年中，中国历经波折，但仍顽强地保持着文明的连续性。近代的“旧邦新造”不过是三千年中无数次“旧邦新造”的一次。不同于全新的建国，中国这样一个“旧邦”的自我革新不可避免地受到广土众民、文化多元、历史复杂等条件的制约与型塑。因此，尽管近代的历史行动者们以“神农尝百草”的精神，参照了无数国家的宪政方案，中国最终呈现出来的历史道路，仍然是真正中国式的道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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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革命：辛亥启示录
周锡瑞先生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捞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会来承担。广大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逐渐形成了民间的革命力量。这也使革命的爆发成为历史的必然。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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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革命谢幕的“立宪时刻”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辛亥的论著汗牛充栋，但独出机杼的作品不多。在确认诏书代表了和平改良的立宪建国路线的基础上，高著将《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视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这既是一个创新性的命题，又是一个极易引起人们争执的论题。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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