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曹丕在陈群的建议下，开始实施九品官人法，将世家大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制度化。如果说曹操是用军功勋贵和宗室来平衡和抑制世家大族，那么，曹丕的做法和曹操完全反其道而行之。曹丕时期，虽然西线主要军事负责任为曹真，东线为曹休，但世家大族也开始担任军事职务，崭露头角。

曹丕、曹叡时期，宗室与军功勋贵集团和世家大族之间大体保持平衡，但世家大族的政治影响力和势力开始明显的上升。同时，从曹丕到曹叡，始终坚持着对近亲宗室的严密控制和防范，乃至高强度的打压。在曹叡时期，景初元年还曾经对曹操的儿子为主的宗室诸侯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打压，以各种名义改封、削户。比如曹植在就封后的十一年中，先后被改封过三次，三次被迫迁徙。

但曹叡本身无子，齐王芳和秦王询都是养子，所以曹叡在临终前大概意识到了危机，试图让曹操的儿子燕王宇和司马懿、曹爽一起成为托孤大臣，受遗诏辅政。但经过长期的打压，宗室都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燕王宇未敢答应。最终，在曹叡驾崩时，只有代表世家大族的司马懿和代表宗室的曹爽辅政。但这时候明明有更多血缘上更为亲近的宗室，代表宗室的却是曹操养子曹真的儿子曹爽。而曹爽的无能，也导致了高平陵之变中，世家大族支持下的司马懿的压倒性胜利。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又对曹氏宗亲大开杀戒，不仅曹爽被夷三族，之后因为王凌叛乱涉及，曹操的儿子楚王彪也被杀，曹氏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在这个意义上，司马懿的胜利就是世家大族的胜利。终曹操一生，无非是两件事，一是消灭群雄，统一中原，二是努力打压世家大族上升的势头。但曹丕采用的九品官人法让曹操的努力付之东流，世家大族的政治特权公开化、制度化。到曹叡去世时，连曹操建立起来的赖以平衡世家大族的军事集团也开始被世家大族大规模渗透。司马氏在掌握了全部权力之后，世家大族终于完成了对政治、军事权力的全部垄断。

为了防止曹氏打压宗室太过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司马氏采取了大举分封宗室，并且给以实际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做法，以对冲世家大族的政治影响力。而世家大族则在掌握政治权力的同时，骄奢淫逸，政治能力急剧退化。结果出现了八王之乱，接着就是五胡之乱，西晋灭亡。

世家大族“衣冠南渡”，又扶持起了东晋政权，重建了新的政治平衡。之所以能够在南方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从东汉晚期开始形成的影响力交大的门阀士族大多集中在北方，而南方这种能够左右国家政治格局的世家大族较少。

无论曹魏还是司马氏建立的晋朝，还是之后的南朝，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寿命都不长，政权的稳定性不强，在被权臣篡夺政权的过程中，皇室很难组织有效的抵抗和反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因为，对世家大族来说，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政权更替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无论是哪个政权，都必须仰仗于他们的支持，才能维持下去。他们并不需要把自己的家族利益与某个特定政权捆绑在一起。曹魏代汉，司马氏篡魏，南朝政权如走马灯般更替，世家大族始终作壁上观，而没有与皇室一起共进退。

因此，在社会阶层固化基础上形成的门阀士族的政治忠诚度很低。所谓司马氏狐媚以取天下，狐媚的对象也就是世家大族。司马氏能够成功篡夺曹魏政权得益于世家大族的支持，而最后灭亡，也是因为他们并未得到世家大族的全部政治忠诚。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从东汉末期到隋唐重新统一全国这四百年的大混乱，最为根本性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世家大族与地方豪强构成的社会组织网络的封建性。曹操是在克服这个趋势，是进步的，而司马懿却在迎合这个趋势，自然是反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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