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讲：“你们说香港人没有信心，其实是你们个人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你们对中国政府所指定的政策不信任。”邓小平话锋一转：“你们要多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多了解中华民族。过渡时期还有13年的稳定问题，我们的担心不比你们小。我毫不怀疑会有波动，只是波动大小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中英联合小组，就是为了随时解决问题，创造好的条件，等到1997年能够顺利接管政权。”

在这一次谈话中，同样给后世带来深远影响的，还有小平同志诠释的“爱国者标准”。他说：“爱国者的标准就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港媒当时报道：邓莲如、钟士元、利国伟等人的“进京请命”以不欢而散告终

“进京请命”港人小组见邓公不为所动，打道回府。英国人却始终不甘心，随后打出“经济牌”被北京的不动如山击碎，又甩出了“民意牌”。1992年，英国梅杰首相派出好友彭定康出任“末代港督”。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敏锐地感觉到：来者不善。

赴任前，彭定康在伦敦秘密会见了李柱铭，在记者会上，“末代总督”施施然地宣布：要为香港的“自由”和“民主”而战。高压统治香港150多年的殖民统治者摇身一变成了自由民主的布道者。撒切尔夫人当年甚至设想：应该让香港人举行公投，成为第二个新加坡。

大英帝国得不到的，谁也休想得到。

但中国人，不信邪。

四、不谈“一国”，只要“两制”

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同年7月5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决定委托在香港地区的25位委员共同发起筹组有广泛代表性的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由在香港的5位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担任召集人，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予以协助。

他们被赋予三项任务：1.广泛征集香港各界人士对基本法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向起草委员会反映；2.接受起草委员会的咨询；3.将收集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整理和综合分析，供起草委员会参考。

什么叫“有广泛代表性”？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员来自香港工商、金融、地产、法律、专业人士、传播媒介、劳工及基层团体、宗教、外籍人士、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其他等十大类别的代表人物，包括工业、商业、旅游、海运、陆运、航空、银行、证券、地产、建造、保险、律师、大律师、司法、工程师、建筑师、测量师、都市规划师、会计师、工商管理、医务人员、学者、科技、文艺、教育、体育、城市管理、电视、电台、新闻、杂志、出版、劳工、公务员、政见、学生、社区、社会服务、渔农、小贩等各行各业的人士。

这种“广泛代表性”不仅贯穿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始终，更体现在基本法起草之时。

1988年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的梁振英（左二）会见学界代表

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180人中，有一位测量师名叫梁振英，这一年他31岁；有一位学生代表名叫戴耀廷，这一年他21岁。历史总是充满巧合，两位青年的人生轨迹在这一刻相聚交汇，却又在后来的数十年里分道扬镳。

1989年2月，戴耀廷撰写了一篇名为《论一国两制下的分权关系》的论文。已是香港城市理工学院法律系副讲师的他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模式为切入点，横向对比单一制国家与联邦制国家的不同特点，得出的结论是：香港基本法草案对“高度自治”的体现严重不足。

自此文始，戴耀廷流露出了对“高度自治”的偏颇理解与片面追求，而这种政治上的幼稚与狭隘成了许多香港年轻人的一个通病：他们避而不谈“一国”，却热衷于讨论“两制”；选择性无视爱国者标准，只论“港人治港”。

2013年1月16日，戴耀廷在《信报》专栏抛出论调：“要争取香港落实真普选，可能要准备‘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占领中环。”非法“占中”运动由此拉开序幕，而对香港政治环境更具破坏力的，是他所宣扬的“公民抗命”主张，一种将民主“武器化”的政治操弄，将矛头直指北京。

境外势力如获至宝。

黄之锋、戴耀廷、李柱铭三人2015年9月赴美宣扬非法“占中”的所谓“雨伞运动”

2018年3月24日，“台独”组织“台湾青年反共救国团”在台北举办“独派”论坛。会场可谓是“台独”、“港独”、“疆独”、“藏独”、“蒙独”五独俱全。戴耀廷前排就坐，发言将香港问题“全球化”，鼓吹建立全球反对势力大联盟。

2019年香港爆发“修例风波”，“公民抗命”野蛮生长成“违法达义”，暴力示威者与激进反对派以粤语“揽炒”自成一派，要与香港“抱在一起死”，这场乱港暴动令香港法治受到严重冲击。戴耀廷趁势翻出“风云计划”，反对派在11月24日的区议会选举中击败建制派。

“35+计划”是戴耀廷等人野心膨胀至巅峰的写照

2020年，野心膨胀至极的戴耀廷发起“35+计划”，旨在夺取立法会过半议席。同年4月28日，他在黎智英的《苹果日报》发表《真揽炒十步，这是香港宿命》，为反对派拿下“35+”后的政治颠覆行动出谋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