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沃尔夫冈·明肖，翻译/鲸生】

当你发明了某样东西，别人却比你用得更好时，这便是陷入衰退的一个征兆。欧洲人发明了现代外交，对此有一种说法：“所谓外交就是送人下地狱，还让他期待这趟旅途。”欧洲人已经不识此道——但懂行者大有人在。

近代以来欧洲最伟大的外交家，一位是法国人，一位是奥地利人。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是搞政治投机的大师，唯一能跟他匹敌者是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手，克莱门斯·冯·梅特涅。

塔列朗与梅特涅都是当时大国的首席外交官。拿破仑战败后，法国国力大减，军事上不再占优。而塔列朗的神来之笔在于挑拨欧洲各国互斗——让英国对抗普鲁士，奥地利对抗沙俄——从而为法国谋得一席之地。他并非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概念的发明者，却以无与伦比的天才将其运用到了极致。

如今，伊朗政府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唯一的共识是：欧洲人在中东外交中毫无角色可扮演。近日，一份德国报纸的评论抱怨，再也没有人向欧洲通报消息了。当你在报纸头条上看到这样的信息，你就明白衰退是什么意思。

那么，当代的塔列朗会如何看待今天的大国领导人呢？这当然只是笔者的猜测，但我们正身处一个典型的塔列朗式博弈格局中。他面临的困难将是：如何将27个欧盟成员国，加上英国与挪威，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立场周围，而不是像我们过去那样挑拨彼此间争斗。但追求团结的难度比制造分裂的大上十倍。

夏尔·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尔（1754-1838），曾先后在法兰西王国波旁王朝、第一共和国、拿破仑帝国和奥尔良王朝时期担任外交官，维也纳会议中的法国首席谈判代表。

当美国威胁对欧洲加征关税时，塔列朗或许会建议欧洲理事会发表声明，欢迎交易型经济关系的新时代到来，然后采取一些势必会激怒特朗普的具体步骤。回过头看，欧洲错过了一次展现坚定立场的机会。拜登政府已经宣布禁止向中国出售高性能芯片，并向荷兰政府大力施压，要求停止对华出口能制造这些芯片的机器。

此处涉及到的公司是阿斯麦尔（ASML），全球最先进光刻机技术的垄断者，这种机器能在硅片上蚀刻出微小的三维通路。阿斯麦尔之于欧洲正如稀土之于中国。特朗普对华加征关税后，中国对稀土及相关技术实施出口管制，将自身在稀土开采及加工领域的垄断地位运用到了极致。

欧洲人本可如法炮制——（对美国）禁止阿斯麦尔公司的产品出口。但他们将需要重拾塔列朗或梅特涅那种早已失去的精神，才能迈出如此大胆的一步。

从长远来看，欧洲的衰退是戏剧性的。但在过去十年间，其衰退加速了。大约十年前，欧洲外交官牵头促成了伊朗核协议。伊朗同意将离心机的数量减少约三分之二并限制浓缩铀库存。该协议附带了定期的监督与执行机制，直到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就此终结。

如今，欧洲人在中东外交中已经没有独立的角色可言。特朗普下令向伊朗投放炸弹后，欧洲领导人呼吁伊朗重返谈判桌，似乎全然已经忘记：当年他们谈成的协议本身才是那张谈判桌——而掀桌子的正是特朗普。

同样，当代的塔列朗和梅特涅也不会建议自己的“君主”切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所有沟通渠道。他们当然会站在乌克兰一边，但不会要求欧洲领导人用无底线的承诺来界定战略目标。他们会主张维持战略模糊性，尤其强调：不会划设红线。红线是当人们缺乏战略时才会提出的东西。

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帝国政治家、外交家，维也纳会议主席，是维持19世纪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重要人物。

塔列朗与梅特涅的战略会是争取达成这样一种局面：俄乌战争结束，但任何一方都未被击败。就外交手法而言，他们的策略会比现任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更接近特朗普的方式。当特朗普都成为比你更出色的外交家时，你就有大麻烦了。

如同中美俄的领导人，塔列朗与梅特涅理解自然资源在21世纪的重要性。除了他们自己禁止的（如煤炭或核能）或拒绝开发的（如页岩气或深海油气）外，欧洲自身的资源十分匮乏。而中美俄的领导人都是战略操盘手，他们对本国的经济愿景已经扩展到数十年以后。无论外界有什么样的看法，但他们与每一位欧洲领导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至少拥有一个经济战略。

尽管有出色的功绩，19世纪欧洲的伟大外交官们也是从弱势地位出发，去纵横捭阖的。他们不会对马克·吕特在北约峰会上奉承特朗普有异议，尽管他们的奉承会更加巧妙。奉承本来就是外交工具包的一部分，塔列朗奉承过英国人，梅特涅奉承过俄国人，其目的是在欧洲大陆实现稳定的政治均势。虽然有过几次中断，但总的来说，这一势力均衡在欧陆维系了100年。

吕特的奉承旨在让特朗普尽可能地保持参与欧洲的安全事务——但并未触及欧洲依赖性的根本问题。而这正是历史与现实的根本区别。今天欧洲人的政治视野很少能够延伸至第二天报纸出版以后。

塔列朗与梅特涅在外交手法与信仰上都是守旧派。梅特涅是一位反进步主义者，他憎恶民主。塔列朗最初是法国大革命的拥护者，后来却逐渐心生怀疑。

如果让笔者斗胆做一个有争议的猜测：这两人在今天可能都是欧洲怀疑论者，至少在涉及国家大事的问题上如此；然而，他们也会抛开意识形态理念去支持那些服务欧盟利益的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或国际刑事法院；他们或许会支持在自愿的多边主义者国家间建立自由贸易联盟；他们不擅长运用软实力，但也许能理解软实力在现代外交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