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承认，在过去的50年里，宗教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攻击。一方面，我们看见传统犹太-基督教道德体系的持续衰败，以及将它逐出公共领域的全面行动。另一方面，我们看见世俗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学说的日益增长。

从任何诚实的评估来看，这种道德动荡的后果都是严峻的。几乎每一种社会疾病指标都在持续增长。1965年，非婚生率是8％。1992年，当我出任司法部部长时，这个比例是25％。今天，它已超过40％。在我们的许多大城市地区，这一比例约为70％。随着家庭的衰落，我们看到抑郁症和精神疾病达到创纪录水平，年轻人萎靡不振，自杀率飙升，愤怒和与社会脱节的年轻男性数量增加，无端暴力行为增加，以及致命毒品的流行。如大家所知，每年有超过70,000人死于吸食毒品过量。这比越南战争中一年牺牲的人数还多。

我不会详述新世俗时代的所有痛苦现状。这足以说明，破坏传统道德秩序的运动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悲剧。然而，世俗主义的力量却忽略了这些悲剧性的结果，以更大的战斗力继续前进。

这些激进的世俗主义者中有很多是所谓的“进步人士”。但进步在何处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后基督教时代。但什么替代了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体系呢？什么东西能填满个体心灵空虚呢？什么价值体系能够支撑人类的社会生活呢？

现实是，没有一个世俗主义的信条能够扮演宗教的角色。

研究表明，自大约50,000年前人类诞生以来，宗教一直是人类发展和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仅在过去的几百年中，我们才开始尝试过无宗教生活。我们今天已经听说了很多人文价值观。但是，归根结底，是什么构成了这些价值观？是什么命令我们遵守它们？今天我们所谓的“价值”实际上仅是感性认识，仍在汲取基督教的气息。

现在，传统道德秩序在一些时刻和地方已经动摇了。

过去，社会就像人类的身体，似乎拥有自愈机制——一个能使偏离轨道的事物复原的自我矫正机制。道德混乱带来严峻后果。正派的人们起而反对这样的后果，他们联合起来反对过分的道德混乱。在道德混乱的时期过去后，我们又迎来道德稳固的时期。这就是“钟摆观点”。我们都曾以为，一段时间过后“钟摆会回到原点”。

但今天我们面临完全不同的挑战，我们无法指望钟摆自己回归原位。

衰败的美国教堂，是犹太·基督教道德体系衰落的现实体现

首先是我们今天对宗教猛烈、全面的抨击。这种抨击不会衰减，是有组织的破坏。世俗主义者及其在“进步主义者”中的盟友，整合了所有大众传播、流行文化、娱乐产业和学术界的力量，对宗教和传统价值观进行不懈攻击。这些力量不仅积极地促进世俗正统观念的传播，还淹没并消灭对立的声音，恶意攻击并嘲笑任何异议者。

如人们所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俗计划本身已成为一种宗教，并受到宗教狂热般的追捧。它正在显现出宗教的外观特征，包括宗教裁判和革除教籍。那些违背世俗主义信条的人面临着“酷刑”的风险——在诉讼和野蛮的社交媒体运动中遭受社交、教育和职业上的排斥。

高科技流行文化的普及和力量以另一种方式助长了人们对宗教的摒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娱乐消遣。

我们面临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起源于上帝的创造还是纯粹的巨大意外？我们的生活有任何意义或目的吗？但是，正如布莱斯·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所说，相比于解决这些问题，人类更容易在思考“末后之事”时分心。

的确，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娱乐的时代，我们可以将自己包裹在数字仿真和网络连通的世界中。我们有无数种方式可沉迷于物欲之中。

还有另一种现代社会现象抑制着社会的自我纠正机制，这使社会更加难以恢复原状。

过去，当社会受到道德混乱的威胁时，放荡和不负责任的个人行为带来的社会总成本变得过高，以至于社会最终屈服并重新评估其选择的道路。但在今天，面对所有不断增加的社会疾病，我们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而是让国家承担了减轻不良社会后果的责任。我们呼吁国家来减轻个人不当行为和不负责任的社会成本。

应对非婚生率增长的方案不是性责任，而是堕胎。应对吸毒的方案是设立安全注射点。应对家庭破裂的方案是国家成为单身母亲的替代丈夫，成为孩子的替代父亲。人们呼吁更多的社会政策来应对这些问题。但当我们自认为正在解决问题时，实际上却反向促进了这些问题的增长。

我们最初追求不受限制的自由，最终却成为强权国家的依附者。

有趣的是，这种认为应由国家减轻不良社会后果的想法导致了一种新的道德体系与社会的世俗化并驾齐驱。它可以被称为“宏观道德”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对基督教道德的颠覆。

基督教倡导微观道德，关注个人的道德和转变，以此来改变世界。新的世俗宗教倡导宏观道德。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不由他们的个人行为来衡量，而是取决于他们对政治事业的投入和对有关社会问题的集体行动的参与。

当我们在道德边缘寻找救赎时，这种体系使我们不必为私人生活的道德约束而过分担忧。我们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来展现自己良好的道德感。

最近发生的事情使这些道德体系之间的差异更加明显。我在华盛顿特区一个不经常去的教区参加了弥撒。在弥撒结束时，社会正义委员会主席起身向教区提交报告。他指出了哥伦比亚特区日益严重的流浪汉问题，并提出需要更多的流动施粥所来为他们提供食物。我希望他能够呼吁这家天主教堂内的人们作为志愿者参与其中。然而，他仅讲述了委员会对华盛顿特区政府的历次拜访，讲述他们如何游说政府以更高的税率和更多的支出为流动施粥所提供资金。

第三种使道德难以复原的现象是，法律被用作打破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武器，并将道德相对主义确立为一种新的正统观念。

法律在多个方面被用作武器。首先，世俗主义者通过立法和更频繁的司法解释，一直在努力消除反映传统道德规范的法律。这包括了废除某些行为的禁令。一个分水岭的决定是堕胎合法化。随后，安乐死也合法化。这个废除的名单还在继续扩大。

最近，我们看到法律强迫宗教人士和组织接受与其信仰背道而驰的实践和政策。问题不是强迫无信仰者信教，而是强迫信教者接受无宗教信仰和世俗价值观。

这让我想起了一些罗马皇帝不能让他们虔诚的基督教徒和平相处，而是要求他们违背良心，以皇帝为神，向其做出宗教祭祀。同样，今天的好战世俗主义者缺乏包容异己的精神，他们不满足于让宗教人士独自遵循其信仰。相反，他们似乎乐于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良心。例如，上届政府试图在其医疗保险中涵盖避孕和堕胎，强迫宗教雇主，甚至天主教的宗教命令，违反其宗教价值观。同样，加利福尼亚州也要求增加妊娠中心以保障堕胎权。

这是较近的反对自由行使宗教权的例子。而就在25年前，我们的社会已达成广泛共识，认为我们的法律应包容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