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夫

二、风雨相随50年

父亲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父亲那时14岁，尚未成年；对方是一位年长他5岁、不识字的农家女子。这样的婚姻自然毫无感情可言，在那个大时代背景下结束了。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在抗日战争时代相识、相爱并结合的。这是我的父亲按照他个人的意愿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婚姻。父亲是一个胸怀磊落、感情专一的人，母亲有这样一位丈夫，是她一生最大的幸福。

母亲原名云丽雯（云丽文），她的家庭在绥远一带，多少可算作大族，她的祖父是大地主，封建而且顽固，然而他的女婿和儿子们，却先后都与共产党和抗日活动有了联系，从此这个家庭再无宁日。母亲的二叔云蒸在北大读书时，曾任李大钊的联络员，三叔云蔚黄埔军校毕业，在百灵庙抗日暴动中起过重要作用。她的姑夫孟纯参加过北京“五四”运动，是蒙古族早期共产党员之一。母亲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她后来投身革命，可以说起了很大的影响。

母亲美丽纯真，但她最大特点是极富正义感。父亲曾说她是“热血女儿”，我想是很有道理的。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侵占绥远，母亲不愿在日伪学校读书，中断学业。当时日伪政权为了培养亡国奴，选送一批资质出众的女学生到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留学，有人劝说母亲时，她拍案而起，举座皆惊。1939年，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奔赴延安，投身抗战，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雨和艰险的道路。

母亲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很奇特的：母亲等人去延安的路上，由于和联系人失散，身无分文，一行人不得不沿路乞讨，对这些素来清高的学生来讲，确实是难堪又严峻的考验。一路上，他们数次遇到日伪军、国民党军队的盘查，都侥幸脱身，最后到了黄河边上，又一次被国民党军队截获，此时此地，意图已经十分明显，无可支吾了。很巧的是，父亲正从这里经过。当时他是抗日部队新编第三师的地下党负责人，一眼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开口便说：“这是新三师投亲的家属，不是去延安的，你们弄错了，快把人放了。”

初始，母亲看见一个国民党军官，更加戒备，后见此人如此爽快，大感意外。带路的地下党同志叫做贾力更，原是苏联炮兵学院的高才生，是一位革命经验很丰富的同志，他自然会意，不容众人犹豫，立刻带着大家走了。

父亲和母亲是在延安结婚的。此后50年之中，无论多么艰难危险的时刻，母亲一直伴随在我父亲的身边。我想，如果我的母亲不是一位坚决抗日、投身革命的青年，父亲不会爱上她；如果我的父亲不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母亲也不会万里追随他。50年的岁月，红颜可以老去，黑发可以变白，但他们的感情始终如一。理想和信念的融洽，是他们爱情和家庭最坚实的基础。

父母在解放前所生的子女，大都在战争年代夭折，仅存一子一女。我和妹妹是50年代出生。严酷而动荡的战争岁月，无疑给母亲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她伴随父亲度过的“文革”浩劫，使她并不健康的身体更为衰弱了。到了80年代，母亲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她还有一件极大的心愿未了：把父亲数十年在民族工作方面成功的经验写下来，作为一笔社会财富留给子孙。民族之间协调与融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后来世界局势的动荡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之前，中央也有几位同志建议，但当时父亲太忙，无暇顾及。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照光同志，编写《乌兰夫回忆录》、《乌兰夫文集》是在他多次敦请下开始的。后经中央批准，母亲主持“乌兰夫回忆录与文集编写组”的工作。她逐字阅稿，审核录音，力求真实和准确。父亲和同志们都劝她不要太着急了，她说：“我真怕我在哪一天突然躺倒了，不能再干了。”这句话不幸言中。1986年5月，母亲突然身患重病，而那本真正的《乌兰夫回忆录》终于没有完成和出版，这是母亲一生最大的遗憾。

在事业和感情上，母亲奉献了一位女性所能奉献的所有真诚、牺牲和勇气。

乌兰夫与牧民

三、世间珍重惟理解

1974年，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的一次会议上，特别谈到乌兰夫“一个人解决了一个共和国，是真正的单刀赴会。”从而首次披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日本投降后，内蒙古地区成立了内蒙古共和国，领导人全部是伪满和封建上层，但是这个“共和国”具有一定欺骗性，并且得到了国际上某些方面的认同。中央委派我的父亲去解决这个不但具有危险性而且相当棘手的重大问题。

父亲单人独马来到了内蒙古地区。双方在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上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形势一触即发。这时候母亲带了一双幼小的儿女，也来到了父亲的身旁。对方有着武器精良的军队，战车隆隆，刀枪森森，整日在中共代表的住地前示威。在最危险的时候，母亲忍不住对父亲说：我们死了不要紧，孩子还小，怎么办？父亲当即回答说：死了也是值得的！母亲泫然。

后来母亲对我不止一次谈起这些往事。她说：你父亲的几次决定，都使我掉了眼泪。但是我还是同意了他的决定。直到我长大成人，我才能真正理解母亲的心境和牺牲。父亲的一生充满惊涛骇浪，他曾说过：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舍生取义。一生之中，他不但要在生与死中做抉择，也要在情与义中做抉择。母亲作为一位妻子，一位慈母，也许这些抉择使她柔肠寸断，但她毕竟无条件地理解了父亲的思想和境界。她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文革”期间，内蒙古地区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内人党”冤案。当时我的父亲正在囚禁中，与世隔绝，毫不知情。他身边只有一只随身的小收音机，从偶尔得到的信息中，他猜度出内蒙古发生了重大而荒谬的冤案。这时他突然得到通知，中央派人与他谈话。他知道这是身处荒山峻岭之中惟一能和毛泽东、周恩来转递信件的机会。父亲连夜伏案给毛、周二人写信，力图澄清此案，避免无辜者受牵连。这时父母也知道我们几个孩子都已下落不明，几年以来惟一能证明我们尚在人间的一张小收条（证明收到生活费25元）已经中断，母亲夜不能寐，一头黑发全白了。她要求父亲趁此机会也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请组织上协助查找孩子们的下落。但是父亲坚决不允。他认为这会分散毛主席与周总理对他澄清“内人党”信件的注意力。他对母亲说：“一场冤狱下来，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受屈。你有儿女，这些人谁无儿女？孰轻孰重你要掂清楚。”母亲含泪，又一次同意了父亲的做法。父亲复出后，在中央的支持下，他平反了“内人党”、沙甸等一系列全国性的冤案，这已经是后话。

80年代初，我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兄长（我父亲那位前妻之子）在国外留学，反映不好。有关部门上报给父亲。父亲的批示是“查清属实，党纪国法论处”。我这位兄长为此一直对父亲心怀怨恨。母亲曾经这样评价：“你的父亲虽然宽厚，但他在原则问题上，对我，对所有的亲属，包括对他自己都是一样的：永远不会让步。”母亲患重病之后，北京医院的医生曾再三劝父亲去广东休养，这样母亲可以同行。父亲说：去广东没有工作，兴师动众的，国家又花钱，不好意思。母亲此时已经失语，坐在旁边，连连点头。此情此景，永生难忘。

父亲不是那种舍弃一切去保护自己和家人利益的人。从这种意义上讲，他可能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但是我想，世界上幸亏还有这样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