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得到中国3亿两白银赔款，其中一部分就用于产业发展；而用于产业发展的资金又有一部分直接用于日资产业在中国东部、华北地区的扩张。依靠国家扶持的日本纱厂对中国纱厂形成巨大压力。同时，一战后西方再次向中国倾销商品，纺织行业资本开始深化、升级，同行业竞争加剧，造成各种成本上升。最后，随着东北市场被地方军阀割据，并最终为日本所占领，加上直奉战争等动乱的影响，内外压力共同造成行业危机——对于集聚资本能力相对较弱的一般轻纺产业而言，外部环境变化和国内多种因素影响，最终导致竞争加剧，产业衰败。

最后是“合”。虽然张謇是在国内外竞争恶化的时候去世，但是他去世的同时，整个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已经发展起来。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约有一千多个单位参与乡村建设，乡建演变成全国性的社会事业。很多乡建前辈做的事情都起于这一时期。其中，张謇在南通培养的费氏家族出了因研究乡村、从事乡建而著名的费达生和费孝通。黄炎培等后续的先贤，都纷纷继承张謇遗志开展乡村建设，终于在民国时期形成蓬勃兴起的乡建局面。这都是拜张謇1894~1895年起步的南通乡建实验所赐。

从作为社会企业家的张謇的“起承转合”中，我们可以吸收什么样的经验看待今天民营企业的发展？

三、社会企业：生态文明转型的必由之道

（一）国内外宏观环境正处于根本性变革中

张謇的企业经历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应该把当代民营企业所遭遇的困境和现在的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作与国有企业的矛盾。

当前中国民营企业所遭遇的困境，应该说和张謇的大生集团在20世纪20年代所遭遇的困境有很大的相似性，即企业在某一个领域进一步扩张之后所遭遇到的内外环境的根本性改变所致。

从外部环境来说，纺织业作为私人资本早期进入的行业，其在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是投资门槛比较适当的产业，但在生产和消费环境改变之后，这一产业就会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以后的纺织业也是如此。当代中国的纺织业在20世纪70~80年代都有过大发展，在90年代外资进入后经历了一次大整合，很多企业被淘汰出局。对照来看，清末民初纺织业的类似发展阶段则是在1870~1890年，可能到1910年前后中国纺织业仍然有利润空间。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外资大量进入，中国民间资本为主的纺织业发展空间迅速收缩，当然也包括大生集团。

从宏观产业结构的变化看，从1870年到20世纪20年代，纺织业有40~50年左右的演变，这是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应该看到，张謇的大生系这个生于内忧外患之中的企业，能够在残酷竞争中脱颖而出，并维持正常运营长达30年，一直延续到1926年，这本身已经是很难得的个案。

从历史看现在，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加速推进外向型经济和加入全球化进程以来，中国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都是输入型的。比如，1989年中国发生滞胀危机，同时又被西方制裁，加剧了经济萧条，遂于1993年全面转向外向型经济，主要靠港台资本发展低端制造业。随后遭遇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这次输入型危机导致国内生产过剩，首当其冲是国有企业——40万家企业倒闭，4000万职工下岗。接着的4年是以“通货紧缩”为标志的大萧条，但是因为美国的新经济危机于2001年爆发，加上9·11政治危机，中国在2002年进入复苏阶段。2003年因为外资大量进入，中国陡然进入经济高涨阶段。

这个高增长阶段有高达13%以上的GDP增长，但很快迎头遭遇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以及2009年全球需求下降和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尽管中国连年增持美债、欧债，但仍然挡不住外需大幅度减少。2012年中国开始出现制造业不断下滑的“经济下行期”。同期，资本逐利本性使之逃离实体经济。“脱实向虚”乃是危机规律使然，不可能只靠主观政策加以扭转——无论国企民企，大量资金都纷纷脱实向虚，只能推起更大的泡沫。造成现在局面的不是哪一种主观政策决定的结果，而是应对危机政策客观演化的过程。这种外部环境导致的内部变化，本来应该是几乎所有企业都遭遇到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国有独大”？这主要是因为在市场作用造成经济下滑时期，我们必须借鉴“罗斯福新政”，用国企直接做“逆周期”干预，保障整个国家经济的基本面不出现问题。

国有企业所从事的基础建设，短期不产生收益，私人企业一般不愿意去做。短期没有投资回报的项目，只能是国企去投入，在现象上就表现为国有部门占压资金。此外，国家投资基础建设不产生短期利润和长期税收，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也似乎没有效益。但是，在全球需求下降、中国经济进入第二轮生产过剩情况下，经济效益已经让位于经济安全，企业微观利益不可能短期顺利产生。

因此，2014年中央提出工业领域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接着2017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这表明，中国工农两大产业已经相继过剩，意味着新时代需要做更多重大调整。我们宏观政策的战略调整，可以说是对危机的常态反应。

11月12日，正在江苏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张謇生平展陈。图片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二）社会企业家精神对于生态文明转型的意义

张謇研究的另一层现实价值，在于帮助我们理解新时代转型期的社会企业改革，国企和民企都应该在生态文明战略下走向社会企业。

中国在新世纪连续遭遇生产过剩危机之时，中央提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这是战略性调整，也是历史性、方向性的调整，其核心便是转型为生态文明。不过，中国的生态文明转型面对利益结构复杂化的多重阻力。其中很大的问题是，在之前的粗放发展主义时期，人们把自然资源简单化地界定为生产要素，由此推进市场化的分散交易，形成私人占有。在客观上这就形成生态化转型所难以克服的“交易费用陷阱”。

我们需要使用“整全科学”体系重新考量我们原有的制度是如何追求粗放增长，造成社会不可持续。真正的深化改革应该按生态文明的转型要求，考虑“整全科学”指导下的生态资源价值化，即把山水田林湖草等多样化资源纳入城乡融合的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中，不能在新时代按照旧时代的要求去考虑如何深化改革。

生态化发展要求的是自然资源的整体性，相对应的市场经济体系则是系统性的价值化交易体系。这就要求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企业新类型。越是强调生态文明，就越要明白：生态多样性与人类社会多样性紧密相连，与资源环境可持续具有极强的内在联系性。我们不能像早期工业化时代那样把自然资源切碎交易，或是把一个产业体系拆分竞争。一个产业体系演变成分散的不同企业类型，难免陷入恶性竞争。

中国正处在新世纪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关键历史关头上。生产过剩导致实体经济下降不是中国一国的情况，是很多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普遍出现的趋势。

发达国家当年在生产过剩危机中实行产业移出，表面上靠资本市场获取经济收益，实际上是靠政治强权与军事强权。这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本质差异。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仍然能够维持住完整产业门类的工业化国家，基本只剩下中国一国。中国产业遭遇到生产过剩危机，要想维持必要的增长率，就不得不使用政府投资手段，于是就导致中国政府财政赤字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越来越严重，这使得中国综合债务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很大。

但中国的债务结构与西方不同。中国债务对应的是物质财产和实体经济，是建设性负债，西方国家债务对应的不是实体资产，而主要是消费性负债。只要我们不盲目跟从做空中国的舆论，使得民众对国家的信心崩溃，造成资产大幅度贬值，中国的债务是可以通过资产变现来支付的。

但是，延续高债务本身仍然很麻烦。2017年全国财政节余省市区还剩下6~7个，2018年估计只有3~4个。在这种情况下，生态文明建设，扶贫、乡村振兴战略如果全依靠财政开支，也可能导致财政的不可持续。这时如果企业不及时转型为社会企业，仍然按照过去的思路和发展方式，继续进行粗放型数量增长，对全社会是不负责任的。

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作为社会企业家的张謇，具有很强的宏观经济意义。在19世纪70~90年代，清朝用于国外的纱和布的进口费用高达5000万海关两，意味着清朝在战争赔款造成府库空虚之际还发生白银大量外流，导致出现了实质性的经济危机。为了替代纱布进口引发的金融危机，张謇这样的社会企业家临危而出，不计较个人利益的一时得失，通过建设在地化的全产业链，实现南通地方的可持续发展。

张謇的抉择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清流文化息息相关。清末民初的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特点：救国的同时要救民。现代企业是建立一套所谓的现代公司制，但是张謇提出的公司制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定义公司的。无论是对公司还是大生的定义，他都是要延续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张謇提出：“公司者，庄子所谓积卑而为高，合小而为大，合并而为公之道也……甚愿天下凡有大业者，皆以公司为之”，“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开办大生纱厂，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他主张：“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清末实业家的心态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窄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是一个因救国、因危机而形成的非常宽广的胸怀和视野。我们眼中的张謇的伟大，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