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通货膨胀，许多美国人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但少数人则因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持续上涨带来的资本增值而受益。美联储数据显示，约93%的股市市值掌握在10%的美国人手中，而收入最低的50%工薪阶层仅持有1%的市值。标普500指数的繁荣并不意味着普通家庭的经济状况也同样强劲。

近年来，人均预期寿命首次在二十多年间出现下降，与此同时，婴儿死亡率却在上升。医疗卫生支出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6%，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约10%）的两倍，但这些结果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矛盾的。然而，这也反映了金融化经济体系的特征，即医疗卫生被货币化以产生利润，而非单纯为了实现健康成果。

怀旧的愚蠢

社会契约崩溃的迹象已越来越难以回避，更不用说否认了。只有像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似乎还在设法忽视这一警示性的现实。

过去有过更美好的时光，而怀旧政治正是利用当今的物质条件来激发人们的集体可能性感觉。它采用施密特式的政治框架：界定朋友与敌人。特朗普式的美国民族主义将目光投向了两个敌人：一个是国内的敌人，即自由派精英阶层；另一个是国际威胁，即中国。

在国内，他团结众人共同反对“沼泽”，因为这些人破坏了美国的承诺。一个膨胀且自命不凡的政治和文化精英阶层扼杀了美国梦，并将其高价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对文化自由主义的攻击，激起了长期担忧美国精神核心受到污染和淡化的基督教徒的共鸣，并将不同的政治力量凝聚起来，共同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

在外交方面，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就将目标对准了中国。他指责中国通过“窃取工作机会和知识产权”掏空了美国工业。中国应为美国工业的困境负责，这仍然是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主要旋律。特朗普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万斯辩称：“我们将共同保护美国工人的工资，阻止中国共产党在牺牲美国公民利益的基础上建立他们的中产阶级”。美国再次成为了所谓“恶行”的受害者。旧账需要清算，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贸易差额的计算。

2019年6月17日，在美国华盛顿，一件救生衣上挂着抗议加征关税的标语。 新华社

特朗普将关税视为迫使中国屈服的关键手段。他认为通过对中国制造商品加征关税，可以将工作岗位带回美国本土。疫情之后，随着美国政治体制内相互竞争的力量在对华“强硬”问题上相互较劲，这种言辞上激烈程度进一步升级——中国不仅是一个无赖、一个小偷，更是对美国和美国秩序本身的存在构成了威胁。脱钩成为了一种言辞上的必需，尽管这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并未带来工作岗位的回流。这一结论从美国经济学家大卫·阿托尔（David Artor）及其同事于2024年1月进行的一项研究中清晰可见。阿托尔长期研究贸易和技术变革对美国就业结构的影响。他的学术工作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对自由贸易经典教条的盲目遵循，但他对特朗普关税政策的分析表明，这些关税政策根本没有实现其既定目标。往好处说，工作岗位没有回流到美国本土；往坏处说，通过间接影响，关税进一步损害了那些适应能力最差的人的就业前景。关税政策在经济上是失败的，但在2020年的选举中却带来了意外的政治红利。

面对失败，特朗普从不退缩，他提出要加倍征收关税。因此，关税继续成为特朗普2.0版本的主要政策手段。他威胁要对中国制造商品征收60%至200%的关税，同时也对其他国家商品征收关税。他甚至威胁要对那些放弃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国家征收关税。他以特有的夸张语气声称：“如果我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统，我要征收100%、200%、甚至2000%的关税。”

如果2018年之后的关税政策未能奏效，那么我们有充分理由怀疑它们在未来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过去40年左右，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呈现空心化现象，与其说是与其他国家贸易竞争的结果，不如说是美国政治经济逐步金融化和自动化替代效应所致。别忘了，尽管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但制造业产出仍在持续增长。此外，如今中国经济结构（尤其是制造业）对美国市场以及总体出口市场的依赖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低。

美国产业空心化

包括伊马德·穆萨（Imad Moosa）、玛丽亚·伊万诺娃（Maria Ivanova）、布劳恩（Braun）和米尔伯格（Milberg）、威尔克（Wilker）等在内的众多研究人员已经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化的增长如何对美国工业资本积累产生不利影响。他们指出，前者的发展正是后者空心化的直接结果。穆萨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发展指数”，证明了金融化扩张与美国制造业就业缩减之间的反向关系。事实上，对美国制造业衰退的担忧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像伊拉·马加齐纳（Ira Magaziner）这样的分析家就已经警告过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下降，这比中国工业能力提升早了二十年。

金融化与制造业就业下滑同时发生，而后者正是推动政治周期中诸多不满情绪的根源。如前所述，金融化还使得金融财富和经济权力高度集中。除了上文提到的股票价值所有权集中外，根据乐施会最近的一份报告，美国前1%的企业拥有美国97%的企业资产。经济学家Kwon, Ma and Zimmerman已经证明了美国资本跨行业集中的长期趋势，其中制造业的资本集中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表现得最为明显。

2024年8月5日，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工作。 新华社

金融化、所有权集中和市场集中都是美国政治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因素。可以说，贸易影响只是后续效应。然而，我们看到贸易政策在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占据了中心地位，而这根本无法解决金融化美国经济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以保护措施为基础的贸易政策之所以能获得支持，并非因为其经济有效性，而是因为情感效应。这种政治红利是通过怀旧政治来动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