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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中国在帮助埃及“改革开放”
关键字: 埃及改革开放中国赴埃及旅游一带一路中非关系埃及官员像领市长指示一样地听讲
在开罗的埃及外交官俱乐部,笔者参加了一整天的中埃“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国-西非北非合作”国际研讨会。埃及前总理沙拉夫到场主旨演讲,他专门做了数十页的PPT,系统地讲述“一带一路”的全球重要性:“一带一路不只是经济项目,更是一种发展哲学”,并以数轴模型的方式论证,“一带一路将从文化、生活质量、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相互依存等多个方面调适全球化,推进古老文明的复兴。”
在开幕式上,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主任伊扎特大使更是热情洋溢。他说:“一带一路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范式,成为所有参与方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带一路不只是表达了推动区域一体化的集体决心,更是通过实现互联互通、进一步实现不同区域间和谐与深度全球化的世界强烈意愿。”
来自埃及外交界、智库界、产业界的许多高层代表都在研讨会上,最关心的问题是,“一带一路下一步有哪些新举措?”“对埃及来讲,一带一路的项目哪些能对接?”“中国有哪些方面值得埃及学习甚至复制的?”还有人问道:“埃及怎么做,才能像巴基斯坦那样得到那么多的中国投资?”
笔者在研讨会上讲了近20分钟,介绍一带一路的理念,尤其是讲述到“强大政府”、“有效市场”、“基建先行”等三个中国发展的有效经验时,在场所有人都纷纷点头并认真做了记录。
最令笔者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在会议闭幕环节,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金鑫博士做了近一个小时的总结。他用埃方能够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从中国为什么倡导“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给沿线国家带来哪些机遇、中国哪些发展经验可以与沿线国家分享等多个角度,生动鲜活地阐释“一带一路”的内涵和世界意义,并对埃及政府部门、经济开发区、工商界、智库如何与一带一路进行有效对接,共同把中埃合作的蛋糕做大做优提出了诚恳建议。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金鑫
一位埃及外交官很了解中国情况,也知道金鑫博士曾当过地方官的经历。他调侃道,此情此景很像是“中国某市长在做工作部署,各部门官员在领指示”,足见埃及方面对融入一带一路、搭乘中国经济发展快车的盼望与重视。
更重要的还是会后次日,笔者与同行者赴120公里外的红海沿岸经济区调研。埃及三位老大使提前一个小时就在酒店大堂等候,这对生活习惯常会不守时的非洲人来讲,是相当难得的事情。整整一天的车程颠覆,三位埃及老大使一路相随,介绍着埃及最新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讲述着近年来埃及国内先后经历了两次“革命”、六次公投的前因后因,但那并不影响中埃两国的合作关系和埃及的前景,希望中国投资能重拾对埃及的信心。直到笔者回京后几天,他们还发信送来埃及相关的最新资料。
在红海岸边、埃及第三大海港因苏哈纳港紧邻区,我们惊讶地发现了一个与中国国内多数成功的经济开发区的复制样板“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远期规划面积20平方公里,以工业项目为主,涵盖加工制造、物流、保税、技术开发、商贸和现代服务等主要产业,融居住、商业、金融等功能区为一体的国际产业基地和现代化新城。
类似这种全盘复制中国经济开发区的商贸区最早始于1994年。当时埃及政府多次访华提出希望中国能帮助埃及建立经济自由区,1997年两国商定后中国逐渐开始为埃及提供经济特区建设经验。2008年中国商务部通过公开招标,决定在非洲建设6个经贸合作区,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整个园区有商务商业综合服务中心,餐厅、商场、超市、体育场一应俱全,已有中国制造型企业32家、服务企业33家入驻,累计投资超过9亿美元,为当地创造1万多个就业岗位,其中10%左右的中国人基本都以企业高管为主。尤其是新苏伊士运河改造完成后,“一带一路”与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开展的项目将全面对接,正如塞西总统所说,“(一带一路)宏伟蓝图是对伟大的古丝绸之路的复兴,同时也为中埃合作提供了良好契机”。
走进全球最大玻纤生产制造企业巨石集团在这个经贸区的硕大车间,看到数百位非洲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继巨石埃及副总经理杨继祥介绍,自2014年投产以来,巨石埃及已成为本集团第4大生产基地,近1000名员工,90%是埃及本地人,产品直接销往欧盟,覆盖整个中东和非洲地区,且在劳工、关税等方面降低了15-30%的成本。“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发自内心要感谢中国人的地方!”埃及前驻日本大使希萨姆不禁感叹道。
埃及人觉醒,在重新思考中国
同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迅速,令埃及人民十分惊讶。埃及意识到必须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路线才能走出经济持续下滑的困境,并开始思考中国的改革发展经验。两国都是发展中大国,相似的生活习性、历史底蕴以及地缘关系等,为埃及借鉴中国发展模式做了很好的铺垫。
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曾说过,埃及是资本主义边缘地带第一个试图崛起的国家,早在日本和中国之前,19世纪初,埃及就制定了国家振兴的改革计划。在西方的压制与干预下,埃及“几起几落”。在阿明看来,目前埃及人民与广大第三世界人民一样,都处在继20世纪初反对帝国主义之后的第二次觉醒浪潮中。
前埃及驻华大使马杰迪·阿米尔则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这恰恰是非常值得埃及借鉴和学习。
埃及学术界正在总结如何借鉴中国的方式。开罗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玛吉达·萨利赫总结道,一是改革要有连续性。改革一旦停止就会落后于社会的发展。二是改革要有渐进性。她用了中国古话“欲速则不达”来形容改革。她还认为,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不能好大喜功,必须符合当时的经济社会现状,坚持可持续的渐进式发展。
埃及的努力得到了其他国家官员的思想共振。前坦桑尼亚驻华大使查尔斯·桑加说,非洲发展需要像中国这样的改革,而不是像2011年那样的革命。非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需要通过革命,而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现有措施,不断发展。
事实上,不只是包括埃及在内的所有非洲国家在反思西方模式与中国经验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差异,美国学术界也在反思。几年前,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在《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中讲道,中国龙的礼物是一个象征,实际上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本身。
这种模式的特征就是中国式的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体系,通过市场竞争突破传统的落后体制,并借用优胜劣汰与榜样示范来激发市场活力,同时通过政府主导确保改革能够打破个体利益的阻碍。对此,西方舆论很焦虑,早在201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就刊文称,非洲有许多国家都在模仿中国发展模式,强调国家带动经济增长,这与美国推行的自由市场民主形成了鲜明对照。
不过,公道自在人心。2016年下半年,非洲知名民调机构“非洲风向标”发布《中国在非形象调查报告》,从地域、国别、影响因素等多个角度对中国在非影响力和形象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评估,覆盖非洲大陆36个国家,受访民众达54000人。
调查显示,中国在非洲影响力与日俱增,形象总体积极正面。63%受访者认为,中国在本国的影响力是积极的。约54%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对非发展援助起到了很好或者较好成效。中国发展模式得到了1/4受访民众的肯定。很明显,哪个国家在真正帮助非洲,非洲民众心里有一杠秤。
埃及的大学中出现“中国热”
(任巍对此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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