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5：在敏感领域脱钩，非敏感领域保持联系

无论是建制派/精英主义的拜登政府，还是民粹右翼的特朗普政府（包括里面的贸易鹰派），美方都会强调，中美的所谓“脱钩”，最多只是“战略性的”（strategic decoupling），但美国“无意寻求和中国的全面脱钩”。

这里，“战略脱钩”和“全面脱钩”是否矛盾？回答是：并不矛盾。首先，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全面脱钩几乎不可能实现，也不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说白了就是没有必要。由此，美国政策界提出了“战略性脱钩”的概念，强调在关键领域和敏感技术上与中国保持距离，同时在其他领域维持正常的经贸往来。这一概念得到了两党的广泛认同，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框架。

最终，“战略脱钩”落在三个方面：

一是减少美国经济对中国的整体依赖度（实际上，中国也在寻求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两国都在走多元化的方向）。

二是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关键利益及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敏感领域、战略领域，减少乃至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实现脱钩。

三是在所有“非敏感”领域，继续保持与中国的经济往来。这里可以进一步拆解为：

1）中国出口到美国，不涉及美国安全及战略利害的所有“非敏感领域”商品——从圣诞树，拉布布，到一般制造业产品。这些商品由中国制造，可能是美国品牌，也可能是中国品牌，或者是第三国品牌。

美国朝野当然都希望有更多的产业能够回流到美国本土，但除了特朗普政府里的少数极端贸易鹰派以外，大多人知道，劳动密集型、依赖大规模供应链体系的制造业，不太可能系统性地迁回美国本土。

美国人为了购买价格便宜的商品，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离不开全球化的供应链。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如果产业已经外包到海外，那么是否在中国生产还是在越南或墨西哥生产并不重要，只看一个条件，即在哪里生产效率最高，产品质量最好、价格最便宜。这是一个经济现实。

2）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商品和服务。目前，美资企业在华年度销售额高达500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额超过900亿美元（顺差200多亿美元）。涉及行业包括消费品和零售（从苹果、星巴克到耐克）、汽车制造（如通用、福特、特斯拉）、工业和制造业（如通用电气、霍尼韦尔）、医疗健康：（如强生、辉瑞等）、金融服务及其他专业服务等。

这些行业——特别是庞大的消费品行业——大多数属于“非敏感领域”，美国政府允许乃至鼓励美国企业在这些领域与中国保持正常的经贸往来，毕竟美国从中获取了极大的商业利益，并且对中国施加了文化影响力。

核心问题在于，这部分由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都被美国企业与资本赚走，而没有分给美国老百姓（“分赃不均”），加重了美国国内的经济社会矛盾。所以，美国朝野也乐见有更多的产品能够回到美国本土生产，但这也要让位于经济现实。

本文旨在讨论美国的对华共识。这里总结一下，如果说，在敏感领域和中国“战略脱钩”是美国的共识，则在“非敏感领域”保持和中国经贸往来也是一个共识，获得一般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支持，也是政客必须接受的经济现实。

特朗普的关税战，并没有改变中美实力对比

“脱钩风险系数框架”

在“战略脱钩”或“选择性脱钩”的框架下，中美经贸关系后续会如何发展，对各行各业会有什么影响？

为了进行评估，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风险调整系数框架，从0到1评估不同行业面临的脱钩风险：0表示无风险（不受脱钩影响），1表示高风险（面临较大的脱钩风险）。

评估标准建立主要考虑：

1）国家安全敏感度（与国防、安全相关程度）

2）技术先进性（技术含量和创新水平）

3）数据敏感性（涉及的数据类型和重要性）

4）供应链关键性（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5）政策关注度（政府政策对该行业的关注度）。

中美发生经济往来的产业或产品，都落在这个“谱系”中间的某个位置（介于0和1之间）。

不同行业的脱钩风险系数是不同的，而基于以上标准，我们可以对不同行业的脱钩风险进行大致的评估和预判（评估为双向的，既针对美国企业，也针对中国企业）。

高风险行业（接近1）：半导体和集成电路（0.95）、人工智能（0.95）、量子计算（0.90）、军工和国防相关产业（0.95）、航空航天（0.85）、先进通信技术（0.85）

中风险行业（0.5左右）：电动汽车（0.60）、生物医药（0.55）、高端制造设备（0.65）、新能源技术（0.50）、金融服务（0.45）、云计算和数据中心（0.70）

低风险行业（接近0）：消费品和零售（0.10）、农产品（0.15）、传统制造业（0.20）、文化娱乐产品（0.30）、旅游和酒店服务（0.05）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风险系数越高（越接近1），则中长期脱钩风险越大，经贸往来会缩减越多；反之，风险系数越低（越接近0），则中长期的脱钩风险影响会越少。

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项是联网数据和人工智能——一个产品如果能够联网，吸收数据，并搭载人工智能，则风险系数将显著提升。

这里要特别考虑人工智能。生活中的人工智能，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能够输入数据、输出内容。而要看到，提示词本身就是敏感数据（提问本身能够透露大量信息）；而输出内容则与信息主权及意识形态相关，都涉及敏感领域。举例：如果电动车是联网、捕捉数据、可以搭载人工智能的，则风险系数将大幅上调到“高风险行业”。

同理，只要涉及内容，与意识形态、价值观、政治及信息主权发生联系，则风险系数会极速提高。最明显的领域是互联网社交媒体。（在美国对华政策方面，可以将TikTok和Shein、Temu进行比较。显然，TikTok涉及社交媒体、信息传播、信息主权，风险系数远高于作为电商的Shein和Temu）。

以上风险调整系数是示意性的，只是为了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各个行业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判断一下自己的风险调整系数。

当然，在大的方向上有共识，也并不代表在具体操作上都有共识。举例，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维持经济联系？虽然共识是在敏感领域脱钩，非敏感领域维持联系，总体降低美国经济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但涉及到具体到程度、深度、广度，就有分歧了——一些人主张更大的脱钩以保障国家安全，另一些人则强调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和全面脱钩的巨大成本。这样的讨论和博弈还将持续进行。

二、美国对华认知及政策的“非共识”部分

所谓对华政策的“非共识”部分——即存在争议、分歧、面临政治与政策博弈的部分。

非共识部分：

如何理解中国的国家属性，到底是一个“文明国家”（民族国家），还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体（美国的镜像）。这一分歧从根本上影响着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理解。

例如，中国是否是冷战时期苏联的延续？因为苏联实际上是美国的“镜像”，与美国开展全面的军事、经济、科技、制度、意识形态竞争及制霸）；中国的目标是取代美国，争当新的全球霸主，还是只希望推翻美国的霸主地位，支持多极秩序；中国到底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还是秩序的颠覆者，以及中国的崛起究竟是否真的构成对美国的“存在威胁”（而非一般意义的影响和挑战）。

针对中国，美国应该以消极防御为主，还是更多的采取主动进攻姿态，遏制中国的发展。包括美国是否应该做出努力，尝试影响和改变中国的制度和价值（“和平演变”），还是应该完全放弃；美国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认可中国在区域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力范围；美国是否应该守护所谓的“第一岛链”，希望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美国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其盟友和合作伙伴与中国的联系，为此付出多大代价；台湾到底是否应当被纳入美国供应链体系的一部分？美国愿意为此付出多大代价？抑或台湾对于美国来说的风险始终太大？

美国和中国是否会发生军事冲突？这里包括应然和实然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应然，即美国是否应当通过军事手段遏制中国，包括直接战争及代理战争；实然，即按照地缘政治自然推演，中美最终是否会爆发军事冲突。

美国是否可以借鉴中国的一些制度、政策、发展模式，还是应该与中国模式势不两立，全力防止中国制度、价值观、模式、政策对美国的影响、渗透和“倒灌”。

美国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籍及华裔人才。考虑到中国特殊的文明、文化、政府与政治形态，美国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个体？是否应该防止中国籍人士对美国的“社会性”渗透？

和共识领域一样，非共识领域，也将继续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我们理解和应对美国对华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