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毕业，他在京东、荣耀等企业的正式录用通知中，选择了去宝洁公司开启“广漂”生涯，在大四上学期结束了求职之旅。

然而在入职1年2个月以后，“向翰尚”在今年2月裸辞，回家当起了“全职儿子”。

他告诉观察者网，之所以离职，与公司架构调整、换了上司，以及需要做一些不太想做的工作，沟通成本大幅提升有一定关系。再加上手头有一定存款，名下又有稳定的租金收入，“向翰尚”选择了暂时放慢自己的脚步，明显“比之前快乐了好多”。

放松一段时间后，他开始早八晚六地去自习室打卡准备申请海外研究生，并取得了所需要的的雅思成绩。

“从职场回家当儿子也有一些该尽的职责，比如打扫一下卫生，带爸妈去医院，去看望奶奶等等。以前在外打工，可能跟家人相处得不是那么频繁，但现在我担负了原本应该担负的一些家庭责任，所以把自己定义成‘全职儿子’。”他说。

4月份，“向翰尚”接到了阿里的录取通知，但在短暂回归职场后再度选择离职。

5月底，他第一次带着妈妈出国，正在泰国清迈旅游。

事实上，在更广泛的“全职儿女”家庭里，做家务和金钱报酬似乎并非必要条件，“在家陪伴父母”与“支持子女生活开销”的关系反而更为突出。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汶蓉向观察者网分析了这部分年轻人成为“全职儿女”的前提条件：父母要有足够的经济资源，还要有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来与子女达成某种协议，即使父母有一定的无奈。

她指出，这背后是中国传统的“代际伦理”在起作用。

首先和西方不太一样的是，中国父母对子女是一种‘无限责任’，“孩子永远是孩子”。

同时，中国的家庭主义存在“亲子一体”的文化——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缺乏特别清楚的边界感，它体现在心理、财产、经济等各方面。其实“啃老”也好，“全职儿女”也好，孩子和父母都在心里认为“父母的就是我的”、“我的早晚也得给你”，特别是独生子女家庭，不牵扯到家庭资源的分配问题。

第三，这符合家庭互助的强烈需求。比如说，父母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可能要去劳动力市场花钱购买保姆、钟点工的服务，如果孩子提出在家里照料和承担家务，获取一些报酬，父母是可能会同意的。双方建立了一种互助关系，子女也觉得自己不完全是在“啃老”了。

2016年，刘汶蓉在做“啃老”研究的时候就发现，有子女10年不外出工作，和太太一起照顾双方父母和孩子，每个月获得报酬，他们四个老人和一对小夫妻都对这种关系表示满意。

“事实上，很多老年人在情感上对子女是有依赖的，会因为子女不在身边而感到难过、寂寞或无依无靠，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所以在中国，家庭覆盖了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特别是妈妈，在没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事业，孩子又不需要她的时候，会很失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子女主动回到他们身边，父母在情感上是接受的，即使理智上可能觉得不合适。”

不过，在刘汶蓉看来，“全职儿女”的最大推力，是青年发展的问题，当中有一个巨大的瓶颈叫作“成年初显期的延长”。他们虽然在生理、年龄上都已经达到成年的状态，但是离社会意义上的成年——结婚生子、职业稳定、获得自己的社会身份等还差得很远，所以需要一个过渡期。我们的社会没有相应的制度来支持这种“延长”，于是他们就转向了家庭。

“全职儿女”和“掏空6个钱包买房”，哪个更啃老？

随着“全职儿女”的热度攀升，质疑接踵而来。

在博主“我是想念”的评论区，经常有网友探听她的家境，或者认定是“搞人设”、“拍视频挣钱”。

因为视频中出现了“带娃”画面，还有人称她是“啃老的全职妈妈”，或猜测是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