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的数十年内，越来越多的西方摄影师来到中国，这也让中国人对于摄影越来越熟悉，并且逐渐开始接纳摄影。恐惧消散了，紧接着而来的就是中国人对于摄影的热情。实际上，许多人很快发现摄影或许是一种比绘画更好的能够留下他们肖像的方式。特别是对于权贵和富商，留下肖像给子孙后代瞻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催生了中国最早的商业摄影。

一开始，来自法国和葡萄牙的摄影师垄断着所有的影棚，并且获得了非常高的回报。不久之后，本土摄影师就出现了。

罗元佑是中国已知的最早的摄影师之一，曾在上海开办了自己的影棚。1856年，罗元佑辞去了清政府会计的职务，开始学习摄影技术。罗元佑的老师是法国人李格朗（Louis Legrand），后者是第一位在中国拍摄立体照片、也是第一位在中国开设影棚的摄影师。罗元佑学成之后，他的影棚因为物美价廉而广受欢迎。晚清著名的思想家曾在日记中纪录相关的细节：

晨同小异、壬叔、若汀入城。往栖云馆，观画影。见桂、花二星使之像皆在焉。画师罗元祐，粤人，曾为前任道台吴健彰司会计。今从西人得受西法画，影价不甚昂，而眉目清晰，无不酷肖，胜于法人李阁朗多矣。（出自：《王韬日记》）

按照王韬的描述，栖云馆应该是罗元佑的影棚，而日记中说的桂、花二人则是晚清的两个钦差：桂良和花沙纳，这两人曾在1858年作为签订《天津条约》的代表。所以，虽然当时可能存在其他中国人开的影棚，但罗元佑在当时一定是顶尖的商业影棚，因为连如此重要的钦差都来找他拍照。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按理说当时的欧美摄影师应该比中国摄影师技术更好。但是罗元佑受欢迎的原因是因为他作为中国人更懂得中国客户的需求，也更容易沟通。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沟通都是人像摄影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罗元佑凭借技术和沟通能力让两个钦差相信他可以拍出比洋人更好照片。除此以外，他甚至可以把这两人的肖像挂在门面上当广告，这可以说明他们的关系非常好了。

桂、花二人相，疑似为罗元佑拍摄

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有点反常的史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第一个由中国人开设的影棚应该是在香港而不是上海。事实是，第一家位于香港的、由中国人开设的影棚由赖阿芳（Afong，也有记载是“华芳”）在1859年建立。赖阿芳也是中国最早的摄影师之一，但是汉语文献几乎对他没有记载，我们知道赖阿芳是因为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大名鼎鼎的《晚清碎影》的作者） ，在汤姆森的书《晚清碎影》中提到赖阿芳：

“There is one China-man in Hong-Kong, of the name of Afong, who has exquisite taste, and produces work that would enable him to make a living even in London.” (Thomson,2010)

香港有个叫Afong的中国人，有很好的审美，他的作品非常好，如果他去伦敦都能活得很好。

汤姆森是19世纪的一个在中国旅行了很久的摄影师，至少有四年。他拍摄了许多中国的人物、风景和建筑照片。汤姆森和赖阿芳后来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在《晚清碎影》中有一张立体照片拍了赖阿芳的影棚，并且一些文字提到了赖阿芳。

A Chinese Portrait Artist, John Thomson, Hong Kong, 1869, 78 x 40.5cm

注：这张照片是在赖阿芳的影棚拍摄的，但其中的人物可能只是一个画师。

赖阿芳出生于1839年，很巧，正好是摄影发明的时间，长大后在广州、香港和澳门游走并拍摄了许多肖像、风景和城市景观。在1859到1890年间，赖阿芳是香港最重要的摄影师，经常为名人、官员和权贵拍摄肖像。在赖阿芳建立了他的影棚之后，从1859-1880年间香港陆陆续续开了20多家影棚，这些影棚有记载大多数是因为他们在照片上的广告和水印。几乎所有的影棚都开在皇后大道。

根据这些影棚的集中程度和规模，我们可以断定在19世纪晚期的时候，商业摄影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行业了。同时这也意味着在那时人们对拍照有很大的需求。而绝大多数的影棚在当时只拍肖像，但赖阿芳还兼顾风景和建筑等其他形式的摄影。他雇用了一名葡萄牙摄影师，还训练了许多画师帮他打理影棚，然后得以四处旅行，拍摄一些人像以外的作品。后来这些作品成为了人们认识十九世纪的中国非常重要的材料，一部分赖阿芳的作品现在藏于康奈尔大学的约翰逊艺术博物馆（Johnson Museum of 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