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统主流媒体的失败

清华大学教授胡钰和北京大学教授王维佳都指出，这次美国选举，媒体知识分子一边倒，立场和倾向很鲜明，支持希拉里，反感特朗普。大选结果揭晓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华盛顿时报》等大报的头版，不约而同地刊登了支持希拉里的选民的惊愕的表情。《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撰文，对特朗普的描述极尽诋毁，说他代表了美国的缺陷，代表美国的衰落，代表美国的噩梦。

这次美国选举对我们传统的新闻教学是很大的冲击。过去在新闻教学中，常讲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认为美国的媒体是客观、中立、没有立场的。美国媒体常批评中国的报道没有客观性。但这次选举，美国媒体90%都是偏向一边。主流媒体跟希拉里高度共谋、高度捆绑，说明掌握文化领导权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媒体是政治体制中的重要一部分，绝不能把它分开来看。政治学或者传播学都不能有这样一个盲点。

传统主流媒体是否还代表民意？这次大选结束后，哈佛的尼曼新闻实验室出一篇文章，认为这次大选不仅是希拉里的失败，而且是传统美国主流媒体的失败。媒体知识分子的预言被证明基本错误，说明媒体和主流精英典型地脱离社会。所谓政党代表性的衰落，媒体在里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大众媒体扮演的是精英俱乐部内塑造共识并相互沟通的角色。

选举出现这样的结果，不仅因为贫富差距加大，还有种族、移民政策等多种原因。这里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舆论场的作用。官方媒体和民间媒体，主流媒体和新的自媒体、社交媒体，是不同的舆论场。美国各种民调，直到大选当天还显示希拉里绝对能够获胜，而在社交媒体上沉默的大多数往往决定投票结果。怎样准确地捕捉民意，这实际上是全球性的问题。

中信集团改革与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介绍，据报道，网络爆料扭转大选结果，社交媒体曝光，特朗普在推特上有1030万粉丝，脸书上有990万粉丝，12个月里，经社交媒体获得了相当于3.8亿美元的免费曝光量。相比之下，希拉里只有778万推特粉丝，480万脸书粉丝和同期1亿美元的免费曝光量。维基解密阿桑奇的指挥对准希拉里，但对特朗普说的税务问题，就回避。所以他不仅是反传统，反主流，也有倾向性。

王维佳指出，关于媒体和政治的关系，现代商业媒体有两个取向：一是经济性（注意力经济），二是专业性。西方商业媒体在多年发展中塑造了知识分子的进步意识，以自身的专业性和责任感获得社会赋权。媒体发展顺利时，其商业性和专业性进步主义这两方面还能取得平衡，可以端起架子。但现在传统媒体遇到了危机，依托信息技术的新媒体平台挤占了传统媒体传播渠道，大众更多通过社交圈获得信息，传统媒体遇到困境。受众局限在小圈子里，造成意见的极化现象和社会群体的分化。

同时，媒体知识分子（内容生产）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原来媒体人的建制派精英的架子端不住了。建制派本来在调停社会冲突，避免意见激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现在可能推向极端化的渲染和激烈意见的表达。其后果可能带来底层的原子化和极端化，越来越不能形成公共意识，站出来一个极端分子就可以号召大众。在这个意义上，这次美国大选显现出传统媒体或建制派的危机。

对西方民主制的冲击

当代政党政治的危机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指出，美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两个主要的候选人的认同度低于50%的现象，选举成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反映了这个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我们所接触到的美国年轻人，表现出一种耻辱感：自己的国家怎么了，选了这么一个总统出来，不好意思跟人说，好像是越战后的感觉。

当代政治的变化，形成对西方民主制的冲击，它的政党政治（政党以其代表性形成自己的政治观念，并进行政治博弈的机制）出现危机。政党找不到它自己的代表群体，蜕变成为单纯的竞选机器。这一趋势其实从19世纪晚期就开始，今天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使得一般民众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诉求的可能性大幅度下降。

在这个情况下，不同的政治形式之间的差异的重要性下降。主要的危机是政治制度和社会之间的脱节。这个脱节直接的表现形式，是不平等的大规模扩张。精英跟基层，跟社会其他部分的脱节，政治运作越来越集中于一部分人的手里。这是代表性的断裂。

这次美国大选，主流媒体代表公共意见的可能性几乎消失，最后是所有对制度的破坏性的要素出现。比如大法官、FBI、总统直接介入，支持某个候选人，说明它自身的中立性的制度处在很高的危机状态中。

因为大众的诉求缺乏直接的政治表达，只好在选举中不断地给出诺言，它已不存在清晰的政治价值了。在这种状况下，由底层对不平等、不公平的愤恨情绪所积累起来的反体制、反精英的倾向，它的政治性也是不清晰的。最后选出一个地产大亨代表大众利益，很典型地表明政治上难以形成明确的指向，而不满和批判不能获得政治化的途径的状况，才会出现如此混乱的选择。

在今天全球化、市场化，移民等条件下，原有的政党政治的基础也发生大的变化。占领华尔街运动代表了左翼政党的危机，茶党代表了右翼政党的危机，而且这两个群众运动都不是在政党渠道中获得表达的。

美国大选暴露了代议制理论的矛盾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认为，在19世纪末，绝大部分西方思想界的精英还不能接受代议民主；直到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才实现普选权。

最近，丹麦的政治制度史专家汉森撰文，说普选权实现之后，西方有些人开始意识到，代议制、代议民主不能实现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西方国家持这种观点的越来越多，感到他们的政治制度和代议民主这套理论面临挑战。

从这次美国大选，可以发现几个问题：

第一，这次美国大选只有55%左右的选民投票（一般投票率也是55%-60%），议会中期选举的投票率一般降到40%左右，地方选举的投票率在25%到30%。得胜的一方得票率往往在50%上下，也就是只获得了25%的选民支持。地方选举胜出的候选人经常只得到10%的选民支持。他们是由很少的人选出来的。

第二，代议制假设选出来的人要代表多数人的偏好和观点。但其前提是，选民是高度的同质化，但当存在民族、种族、语言、宗教冲突的地方就出现问题了，美国是典型的例子。

代议制还假设选民有多种选择，但实际上选择范围非常小。美国只有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美国认同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都是少数。代议制假设选举可以让选民选择最合适的人，但这次选出来的人大家都不喜欢。

最后，代议制假设选民是理性的，拥有充分的信息，具备判断候选人是否合适的能力，这一条件也很难满足。特朗普是否代表那些反体制的底层群众？特朗普把话说得很清楚，这不是1%和99%的矛盾，是美国人和外国人的矛盾，是美国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矛盾。他想将国内矛盾转到国外，这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