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决定了社会财富分配必然向资本家倾斜，而劳动阶层则成为被剥削对象，由此导致收入两极分化进一步加重。“新自由主义的结构和政策倾向于以牺牲穷人为代价，来获取更多利润，所谓减少贫困只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大谎言。”³⁸尤其是当垄断资本控制与民生相关的基础性行业，掌握了产品和劳动的定价权之后，即便穷人获得政府补贴，最终仍要流向垄断资本家之手。由此使劳动阶层实际收入严重缩水。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3年中期，土耳其私人制造业实际工资下降l9．6％，国有制造部门下降l5.4％。如果以1997年实际工资指数为l00，私有企业2003年实际工资指数下降到82.2。³⁹据土耳其官方统计，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第一阶段(1984—1997年)，土耳其GDP增加l25．8％，人均收入增加60.6％。但接下来的12年中，国民收入增加38.3％，人均收入只增加9.6％，年均增长不足l％。换言之，近30年来，土耳其经济是“有增长无发展”，经济数量看似不断增加，但实际人均收入却在急剧下降。⁴⁰

私有化代表大资本利益，其政策另一面就是对劳工利益的挤压和牺牲。埃尔多安政府做法尤为粗暴无情。在政策手段上，埃尔多安将家长制与右翼市场经济结合，借助政党组织确保政令畅通，依靠福利或扶贫计划取悦赤贫阶层，对左翼力量进行选择性打压。⁴¹具体地说，这种政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信奉“资本通吃”，任由资本力量侵占公共空间。在埃尔多安统治下，土耳其私有化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不仅越来越多国企被私有化或拍卖，而且很多公用事业部门和公共空间也被私有化。例如，伊斯坦布尔著名的Karakoy、Tophane、Sallpazari海滩，以7.02亿美元价格被拍卖，此后便禁止公众入内。这次规划改建塔克西姆广场、拆除盖齐公园，同样是私有化战略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将位于黄金地段的塔克西姆广场变为上流社会场所，将普通民众赶出去。⁴²除非遇到来自草根阶层的强烈挑战，正义发展党会继续推行城市和经济领域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⁴³

二是严厉镇压劳动民众的反抗。近十年来，埃尔多安政府以反恐名义，逮捕、关押的“恐怖疑犯”数量，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多。⁴⁴例如，2010年，土耳其工人举行大规模抗议，反对将TEKEL(前烟酒国有垄断企业)私有化。正义发展党宣称抗议者是反对国家经济未来的“另类”，对其诉诸威胁、暴力等手段，并以违反“反恐法”之名进行拘留或逮捕。据美联社报道，过去十年，世界上共有35117人被指控为恐怖分子，土耳其就达12897人，占总人数的1/3。⁴⁵直到2013年，土耳其政府仍在将数千名工会组织成员投入监狱，土耳其工会密度从1999年的10.6%下降到2011年的5.9%。国际劳工组织将土耳其列为最不尊重劳工权益的国家之一，与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处在同一水平。⁴⁶在言论自由方面，土耳其在179个国家中列第154位。⁴⁷

三是挤压中产阶级。正义发展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向赤贫阶层提供食品、燃料、医疗等补助，但这些用于再分配的财富，主要来自对中产阶级征税，而不是向富人征税。这种再分配机制有助于增加资本家财富，同时又不伤害最穷阶层，由此确保正发党多次胜获。⁴⁸但这种做法导致本来是社会稳定中坚的中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加剧该国本就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基尼系数本来呈现下降趋势，但80年代又开始上升。⁴⁹目前，土耳其20%最富人群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最穷的20%只占总收入的6%。⁵⁰土耳其贫富差距超过14倍，是经合组织34个国家中收入分配最不平衡的国家之一。⁵¹

贫富悬殊导致该国阶级矛盾凸显，由此埋下社会政治动荡的祸根。2010年以来，塔克西姆广场的五一节游行示威规模越来越大，2011年有20万工人参加示威，2012年超过60万工人上街。而警察则是用警棍、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震荡手榴弹作为回应。⁵²2013年5月底民众大规模持续抗议发生后，埃尔多安宣称“抗议者与恐怖主义有联系”，⁵³大量抓捕抗议示威者。有评论认为，土耳其经济模式充分显示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一面，它包括极端经济自由、肆无忌惮的榨取利润、私有化、违法乱纪、忽视工人权益、投机资本流入等，由此造成经济和社会状况极度脆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而成为引发经济社会不稳的动乱源。⁵⁴一个看似微小的偶发事件，便可能酿成泼天大祸。这次土耳其广场拆迁事件就是如此。

三、教训与启示

土耳其的遭遇并非个案。在拉美地区，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巴西等国，都曾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道路，发展势头一时无两，却始终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反而深陷贫富分化、经济脆弱、外债激增、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革，结果遭受了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还要严重的打击，匈牙利、波兰GDP损失20％，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下跌40％。在中东地区，埃及穆巴拉克接掌政权时，埃及工业总产值的50%、银行、保险业的90%由国营经济支配。1992年埃及成立带有美国背景的“埃及经济研究中心”（ECES），目的就是将全国350家国有企业（合计总资产1000亿美元）私有化。2000年，埃及政府宣布私有化“提速”，矿产、交通、银行、保险、电力、电信等重要行业统统被私有化，结果导致贫富悬殊、腐败丛生，乃至最终爆发民众革命。2011年阿拉伯剧变很大程度是新自由主义泛滥所致。这次土耳其大规模骚乱同样如此。大量事实表明，私有化在短期释放“改革红利”之后，随之而来是无穷无尽的动荡与危机。

实际上，世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遵照私有化、自由化、削减预算等新自由主义教条而发展起来的。相反，这些国家传统上使用各种补贴、关税制度、负债投资来发展工业，转向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端产业。⁵⁵只有具有报酬递增属性的高端制造业，在国家干预或垄断经营的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国家才可能变得越来越富强。报酬递减和完全竞争，则容易导致国家变得更加贫困。“迄今为止，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尚未有全球化导致繁荣的已知案例。世界上24个合乎逻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通过遵循全球化教义的任何处方而取得各自成就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并非是NICs(新兴工业国)，而是约l30个NNEs(无法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体)，或者是更糟的UCEs(无法治理的混乱实体)。”⁵⁶世界银行2006年统计，1980年至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风靡全球时期，105个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⁵⁷

新自由主义使国家只注重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等十分表面的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而忽视那些衡量国家富强稳定与否的真正指标(如工业化程度、贸易结构、贫富分化程度等等)。很多媒体和公众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GDP崇拜”⁵⁸，由此掩盖了表面繁荣背后的深层问题，直至危机爆发才如梦方醒。不夸张地说，新自由主义就是新殖民主义的化身，是西方为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而量身制造的慢性毒药。“全球主义教义是一种富强国家戕害其第三世界牺牲者，确保他们永远无法挑战帝国列强和分散其注意力的智力镇静剂。”⁵⁹

有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时代潮流发生方向性变化的时刻，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其阻挡。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改变了国际关系中的逻辑。这场危机“损害了后冷战秩序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美国实力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⁶⁰。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弊端日渐显露。强调国家干预和国有化再次成为世界新的主潮流。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纷纷将国有化作为解决经济困境的主要举措。美国政府2008年9月起相继宣布以相关机构优先股认股权证或普通股为交换，向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等大型金融企业注资。2009年6月以债务转股形式获得通用汽车公司60%的股份。英国政府2008年10月宣布用500亿英镑购买主要金融机构的优先股，并成为诺森罗克银行、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莱斯银行的最大股东。德国2009年2月通过《救援兼并法》，允许政府对陷入困境的银行实行国有化。⁶¹在石油产业，“国进民退”现象越来越显著。西方私营的跨国公司生产的石油只占到全球10%，储备量只有3%。“在过去的30年里，私有化席卷世界，而如今国有化又卷土重来。”⁶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土耳其等国的教训值得中国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