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效果看，土耳其全面私有化并未使企业经济效益根本好转。“许多经济学家希望基础设施私有化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企业变得更加低效。由于缺乏投资和未能更新设备，这些转型后的基础设施部门非但没有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¹⁶据统计，l974—1991年期间，国有和私有企业平均效率相同，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并不明显。在私有化后，土耳其制造业部门的技术效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¹⁷1984-2004年的20年间，土耳其共有188家企业被私有化，其中65家已经倒闭，8家被清算，l6家因违规遭到处罚。换句话说，私有化非但没有提高企业效益，反使企业经营效率下滑。有统计表明，由于私有化政策实效不佳，土耳其财政部通过出售国企获得的净收益只有34亿美元。这表明：私有化代价高昂，国家不应指望通过出售国有资产，来获得太多的净收益。¹⁸

土耳其实行新自由主义30年来，既没有使民众真正增加财富，也未使工业结构真正转型升级。¹⁹当前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投机资本流入、高额外贸赤字、高估土耳其里拉币值。相较于GDP的数字增长，民众富裕程度却达到最低水平。据《中东季刊》统计，土耳其大约40%的人口每月收入低于773里拉（415-419美元）的最低工资，年轻人失业率达18%（一说22%）²⁰。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等城市，60%的人口生活在棚户区。²¹在土耳其，GDP等经济指标表面风光，背后则是暗流汹涌，危机重重。这种建立在沙滩上的虚假繁荣，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土耳其即使不遭遇全球经济萧条，迟早也会自己爆发危机。土耳其下一轮危机，不是“是否”爆发的问题，而是“何时”爆发的问题。²²

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财富分配流向的关键。土耳其政府一味靠出卖国企这些“会下金蛋的鸡”，筹措发展资金。用这种“杀鸡取卵”、“崽卖爷田”的方式谋求“改革红利”，虽可暂时满足政府和民众的眼前需求，却牺牲了国家长远发展的潜力。土耳其非但未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反而同墨西哥、印度、智利、印尼等国一样，曰趋被固定在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中低端位置，距离富强之路越来越远。

其次，日渐丧失经济主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深陷“依附性陷阱”。欧美在国际上提倡新自由主义和自由竞争，很大原因是他们的民间资本力量已发展上百年，实力强大到足以从落后国家汲取更多财富和资源。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力量远逊欧美，这些国家政府过早放任自由竞争，往往不会有好下场。经济学中有个“瓦涅克-赖纳特效应”，即“如果相对发达的国家和相对落后的国家突然开始进行自由贸易，那么落后国家中最为先进和知识密集的产业必将趋于消亡。这是因为，最先进的部门往往处于报酬递增状态，因此它对来自境外的突然竞争所造成的自身产量减少也最为敏感”。²³

土耳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就面临这种困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土耳其充其量算个“半边缘国家”，无论资金、技术、品牌乃至组织管理水平，均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土耳其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其私有化和自由开放政策，很容易变成国际大资本对其国内幼稚产业的扫荡式摧毁。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欧美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均力主土耳其加大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特别是欧盟1999年12月将土耳其作为欧盟候选国，以刺激土耳其加大私有化改革力度。²⁴但土耳其政府罔顾与西方的发展差距和西方国家的险恶用心，在西方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虎视眈眈下，不加限制推行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由此为国际大资本向土耳其渗透、控制提供难得良机。

从实践来看，私有化使土耳其日益丧失经济主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日益陷入“依附性陷阱”。一是越来越多的本土行业被外资掌控。由于土耳其国内有实力的大资本有限，因此该国大部分私有化项目，需要依靠吸引外资完成。2001年土耳其加大私有化力度后，境外资本从2002年开始大举涌入。据统计，在土耳其私有化过程中，有35%是外国投资者。²⁵该国许多私有化项目是国内和国际资本以“战略伙伴”方式联手完成的。²⁶2011年，土耳其的境外直接投资共l57亿美元，主要投向银行(59亿美元)、能源(42亿美元)、制造(32亿美元)等领域。2012年，土耳其本土企业参与并购共l40宗，价值l50亿美元；外国企业参与并购ll9宗，金额l30亿美元。由此使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和公用服务行业落入外国资本之手。二是经济对外依赖严重。1980年之前，土耳其外贸占GDP比重低于l5％，2011年这一比例增至50％左右。²⁷由于土耳其进口多于出口，导致其贸易赤字不断增加。2011年土耳其贸易赤字达1050亿美元的新纪录。三是外债激增。1979年土耳其外债为ll0亿美元，但1989年增至450亿美元，十年增加4倍。²⁸2008年金融危机后，土耳其外债总额进一步上升，2011年外债总额已达3066亿美元。

由于土耳其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捆绑紧密，而且被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因此其整个经济十分脆弱，发达经济体稍有风吹草动，土耳其便会出现巨大波动乃至经济危机。l994年，土耳其爆发奉行新自由主义后首次经济危机，GDP下降6％；l999年到2001年，土耳其又接连发生两次经济危机，数百亿美元外流，各大股市交易指数暴跌，经济濒临崩溃。2008-2009年，土耳其再次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受损程度远比其他新兴国家深重。2011年土耳其经济增速超过8％，但2012年增长率仅有2.2％。每次发生危机后，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求助IMF、世界银行、欧盟等国际机构，而这些西方机构为土耳其提供资金援助，条件就是进一步加大开放自由化和私有化力度。正如当年拉美国家(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为偿还外债，采取债务与股本交易(debt—equity swap)政策，通过加大私有化来减少外债。负债累累的土耳其同样只能饮鸩止渴，越来越重视私有化及其获得的收益。²⁹土耳其2013年政府预算中，超过22亿美元靠出售国有资产。³⁰这种“不良嗜好”使土耳其日益陷入恶性循环：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导致负债增加——为偿还外债，不得不变卖更多企业——由此导致土耳其危机更加严重。而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国际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卷入土耳其经济重建，³¹逐渐掌控了土耳其的经济主权。

第三，“劫贫济富”加剧贫富分化，埋下社会动荡祸根。私有化本身具有很高的资本准入门槛，私有化过程又往往存在权钱交易和国有资产流失等弊端，这使私有化过程从来就是富人的饕餮盛宴，而是劳动阶层的梦魇。此前的俄罗斯、埃及如此。土耳其情况略好些，但同样不能免俗。据报道，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曾涉嫌将两家媒体公司，以11亿欧元的价格卖给女婿担任执行董事的卡里克股份公司（Çalik Holding），而这笔钱又是由国有银行支付的。³²因而，土耳其私有化过程，本身就是土耳其贫富分化的过程。“私有化大大加宽了有钱有势者与贫穷的弱势群体之间的鸿沟。本来旨在托起所有船只的不断上涨的潮水，其实却使更多的船沉了底。财富并没有涓滴下来；财富从处于底层者吸吮到了位于顶层的少数人那里。”³³

究其原因，一方面，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经营理念存在重大差异。政府经营企业，主要目的是完成承担的各项工作和任务，尤其是提供公共产品任务。而私营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获取更多利润。“为了赢利，大公司必须降低自己的成本，所以，大公司付给其雇员的薪水和福利必须显著低于公共部门的雇员。即使与后者相同，也一定设法提高雇员的工作效率。”³⁴因此，伴随私有化而来的，往往是大量裁撤工人的所谓“减员增效”。土耳其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私有化以来，失业率急剧飙升。1990年失业人口大约150万，2000年为250万。2009年为350万。也就是说，失业人口每10年增加100万。1990年土耳其失业率为7-8％，2000年为10％，2009年为14％。即使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2012年该国失业率仍达10％。³⁵调查显示，工人收入在私有化后普遍降低。92％的水泥行业和87％的石化行业工人称，被解雇后的收入水平比在国营企业工作时明显下降。³⁶³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