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近距离”的取景方法，刘瑜也是深谙此道的写作高手，加上她的政治学科班出身，在专业性上远非草根作家林达夫妇可比。但成功之道仍根自于同样的手法，在刘瑜一系列近距离看美国政治的报刊文结集出版时，整本书就叫作《民主的细节：美国当代政治观察随笔》，门道就在这“细节”中，真要看清楚“细节”，唯有“近距离”。在此意义上，林达和刘瑜是异曲同工的。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薛涌也是绕不过去的作者，他的美国写作，大致流行于林达之后和刘瑜之前，在21世纪起首几年，尤其围绕着2004年小布什和克里的总统选战，薛涌的写作，尤其是他对“文化内战”的讨论，令人大开眼界，而他最后结集出版的书，同样是在吆喝“美国政治笔记”或者“美国社会观察笔记”，所谓“笔记”，自我定位就是一种发自现场的报道。

林达的“近距离”、薛涌的“观察笔记”，以及刘瑜的“细节”，这些讲述美国的写作，都贯彻了“孟晓骏”的方法论，他们终于奋斗到美国，终于亲口尝到了梨子的滋味。而他们的写作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一时间跻身国民阅读的爆款，不仅取决于作品自身的品质，还要看时代的风口，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近距离”的写作手法同当年国内读者的“审美”观是相得益彰的。

为什么“近距离”的笔记体，或如林达的写作手法所示范，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信札，竟蕴含着打动一个时代的力量，就在于读者相信“近距离”，这里存在着一个“审美”的定律：当年的读者相信，观察者同被观察对象距离越近，则其下笔就越真实，因为聚焦后的显微镜头，是容不得造假的。正因此，那些年占据我们书架的都是“近距离”作品，渴望捕捉生活的细节，抗拒鸟瞰镜头下的简史或跨时段视野的大历史写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中，刘瑜就是这样自我介绍的：“全书中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在此意义上，旅美作家把他们的比较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现在就让“我们”来告诉你们梨子这种水果的滋味吧。

大众读物要做到风靡一时，当然不可能脱离其据以流传的文化脉络和社会土壤。流行作者要诉诸读者的预期心理，与读者共舞，刺激但不刺痛他们，不可能直接说不，那些来自大洋彼岸的笔记观察，无论笔下的世界多么光怪陆离，归根到底都谈不上观念的颠覆，反而精准地迎合了做美国梦的读者群体。准确地说，那一代“孟晓骏”的美国写作，通过点点滴滴的“细节”叙事，一方面瓦解了一个早已被放弃的“旧”的美国观，另一方面则在构建一个当年风光无限的“新”的美国观，新旧之间的交锋，早在“孟晓骏”站出来挑战老教授时，斗争就展开了它的首个回合。这个被树立起来的“新美国”，其所代表的道路和模式曾被认为终结了历史，一度让全世界精英团结起来的“政治正确”，它道成肉身，如同一尊无法批评的偶像，好像“孟晓骏”年轻时代对“美国梦”的畅想，“全世界只有美国能做到”，那时的他不仅是在想象，也是信仰。

但信仰不再，又会如何？在电影中，“孟晓骏”确实尝到了梨子的滋味，但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它苦涩难咽，“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影片里“载誉归来”就已经是打脸了——走之前，明明说好了“我不回来了”。实践的确在检验，但首先验证的却是长者对年轻人的批判，整整一代，无论是他们作为作者，还是我们作为读者，都有那么一些天真。我们遗忘了“近距离”的取景也隐藏着“镜头”，细节记录也出自讲故事的人，更何况，孟所想象的“人人机会均等”在美国也只是梦，吃梨子的人未必就能“融入”作为观察对象的美国。

也因此，就认识美国而言，“孟晓骏”的两分法恰恰是错误的，去过美国的未必就能识得美国的真面目，而书本也有可能是去伪存真之后的实事求是。“近距离”并不意味着讲述者就是无立场的，可以价值无涉地讲述这一切，反而是距离越近，权力越大，一旦镜头聚焦于“细节”，也就意味着更广阔的背景和更深远的历史被遮蔽起来，“近距离看”的另一面就是“屏蔽”。但在这种“审美”文化的笼罩下，“拆解成点点滴滴”的手法就是免检作品，被推定为主观真诚且客观真实的观察体写作，但问题在于，这种讲法，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最容易造成古训说的认知错误。

我们以“孟晓骏”为标本的分析到此为止，即便对号入座，也绝不是要做诛心之论。以林达为代表的这一系列近距离看美国，它们的成功绝非浪得虚名，其中很多作品堪称中文写作的精品，其影响力所至，更是打动了一代知识青年。但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定他们的作品摆脱了叙事的政治，或者找到了一个在政治上中立的支点。不仅他们做不到，任何人都找不到，归根到底，没有无立场的立场，或者说无立场的立场，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从文化政治的角度解读这些美国叙事，就能看到，“孟晓骏”们在埋葬前一套认识论的同时，又培植出自己的一整套方法，两者之间无缝对接。在这里，并不是讲述者私心自用，他们有多少洞见，也就有多少盲区，反之亦成立。准确地说，同样是“近距离看美国”的方法，此前我们能望见的都是洞见，现在却轮到盲区登场了，这是时代的进程要对前一历史阶段的“审美”方法做个清算。

在历史的进程中，谁都不是无辜者，我们作为读者更要自我反省，我们只看到了我们想要看到的“美国”，对于不想看到的，就视而不见，其中的任性远非作者所能享有——某种意义上，“看见的”和“看不见的”也是不断变动的，如同黑屋子里的探照灯，我们能看到什么，关乎操控者把灯光转向何处，没有阳光普照这回事。

201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看不见的美国》，收入在其市场号召力巨大的系列“译文纪实”中，书名原题是Hidden America，这题目就很值得玩味，“美国”就摆在那里，是谁把这个庞然大物的某些器官给“隐藏”起来了，为什么此前“看不见”呢，为什么现在要“看见”呢，以及为什么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还有“没看见”的，甚至是不是还有那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看见”的？简言之，“看见”背后也隐藏着政治学。在此意义上，我们一定要警惕那些起名“看见”的书，所有的“看见”严格说都是虚假广告，如果不首先交代作者之镜头在光影之间是如何操作的，那么“看见”就未必是“启蒙”，也可能是遮蔽、掩盖或议题操控。

在呈现生活的复杂时，文艺工作者往往敏感又敏锐，反而是学院派却后知后觉。《北京人在纽约》的每集头条，就已经道出纽约客对它的爱恨交织，这里既是天堂，也是地狱，但这并未妨碍北上广的精英们当年“千万里我追寻着你”。第一集，在蜗居的地下室里，郭燕对王起明说：“我隐隐约约有种感觉，这儿的很多事情，跟我们过去想的不一样”，回到20世纪90年代初，家住北京三环路内和平里的大提琴手王起明，他从前是怎样想象纽约的，脚踏实地之后又发现有何不同？没过多久，在“湘院楼”刷盘子时，王起明就被上了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第一课，“这里是有钱就是爷，没钱就他妈的是奴才”，但为什么我们当年只看到了钱能使人自由，却没有领会贯穿其中的主奴辩证法呢？又是谁给我们披上了这个“无知之幕”，让剧中人以及我们都相信，大幕揭开后，我们一定是先富起来的，是王起明在发达后所说的“爷”？

“格陵兰公司”开工的前夜，王起明关起门来，也许首先他需要说服自己，做了一番论证“剥削与被剥削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就职演说，这个辩证是怎么展开的：他创办了这个公司，所以是“家长”，是“爷爷”，工人们是来打工的，所以“只能是孩子”，工人的“美德”就是“要本分，当孙子”，这样才能“让我成为一个像样的爷爷”，这个爷爷和孙子关系怎么能维系呢，道理很简单，如王起明所言，“谁愿意失业？没人愿意失业吧”。这样的“辩证法”，当年的“孟晓骏”正畅想着诗与远方，他们不会懂，整部电视剧，明明讲了一个妻离子散的伦常“悲剧”，主人公的命运如郭燕在酒醉后所言，“我变不成美国人，也早就忘了中国人是什么滋味了”，但为什么我们当年看到的都是花花世界的自由呢？说到底，还是时候未到。

回到《中国合伙人》里，老教授没有同“孟晓骏”将辩论进行下去，也许他知道，你永远无法说服一个愿意相信的人。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看世界的角度和方法，这取决于他们三观形成时遇到何种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什么今天重看《北京人在纽约》，我们能发现很多隐藏剧情，从前满眼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现在却洞悉出其间的压迫、冷漠、扭曲和荒诞，他们最终却发现，外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监狱……变的不是剧本，也不是美国，而是我们自己，是人心，是生活教会了我们，让我们不再如90年代那样对外面的世界无知无畏。

这么说来，这届的年轻人，如要认识一个更真实的美国，就要检讨这些年来文化精英所营造的美国观，尤其要从旅美观察笔记的叙事体中跳出来，意识到“近距离”视角反而容易造成井蛙效应。至于怎么做，首先就是要做新时代的“孟晓骏”，要学会质疑，问一句“您是从书本里看来的美国吧”，更要理解任何书本以及叙事背后都有“看见”的政治学。

又一次，我们到了《中国合伙人》所刻画的那个代际交接的时刻，旧观念已经摇摇欲坠，在新一辈的年轻人看来，早已失去了前四十年那无往不利的道德感召力，是时候辞旧迎新了……

《美国折叠：置身事外的反思与批判》雅理出品，田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