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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疫情之下反对派仍要行动,因为他们很担心
最后更新: 2020-03-05 07:39:30【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飞龙】
在香港政坛中,曾钰成先生是一个“爱思考”的观察者,其焦点性的分析与提问常常能引发人们对香港深层次问题的反思,尽管并不能提供恰当的解决办法。在近期关于香港立法会选举预测的文章(思考香港: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20-02/24/39552.html)中,曾先生提出非建制派可能“过半”的分析,并提出了疑问:
“至于中央政府要处理的问题是:如果实践证明,《基本法》规定的政治体制不能保证‘行政主导’,不能保证‘港人治港以爱国者为主体’,有什么补救办法?‘一国两制’应该怎样走下去?”
其实,经过2019全年性的香港“修例风波”以及年底的区议会选举逆转,今年立法会非建制“过半”的可能性已有多方在预测和关注,并非特别新颖的议题。曾先生想到的,中央肯定已经想到,而香港反对派则更加清晰明白地表达出来了,这就是沈旭晖先生关于香港“完全自治”之选举夺权路线图的赤裸裸的表白。沈先生聪明乖巧,条分缕析,唯独缺乏的是对国家的正确理解和对“一国两制”与香港长期利益的理性责任。他告诉了青年受众如何去“夺取”,却没有告诉他们如何爱护香港和爱护自身。当然,煽动者的出发点从来不是受众的真正利益,也不会与受众共同承受不利后果。
香港民主运动自九七回归以来即存在一种强烈的“机会主义”特征,坚持体制内选举路线和体制外抗争路线并行不悖,在违法追求的普选进程受挫后,体制内的“选举夺权”成为现实化选择。
当然,夺权的完成方式是体制内的选举程序,不代表仅仅采取体制内方式,相反,唯有继续激进地利用青年本土派进行升级,才能够保持仇恨的强度,由“广场体验”带来的虚幻本土共识与泄愤式投票激情才不会消散。
激进示威者向警员不断咳嗽,声称自己刚从武汉回来。截图来自港媒视频
这就是为何即便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香港反对派仍然需要例行性地组织“黑暴行动”,以维持媒体热度及人心撕裂状态。因为一旦广场行动退潮,特区政府改良管治与民生的措施焕发感召力和民意回应,建制派和中央合理进行后期治理,则反修例“遗产”就可能遭受侵蚀,待立法会选举前再仓促起跑,效果必然不佳。因此,反修例的黑暴手法已经沉淀为“完全自治”长征路线的护身秘符,夺权一日不成,黑暴一日不止。
甚至反对派也是在跟全体香港人玩“政治心理战”,明确亮明“完全自治”的政治目标,要求通过选举完全掌控立法会和特首职位,如果普通民众想息事宁人,回归常态生活,就会被“蛊惑”或“胁迫”投票给反对派,以寻求结束有始无终的“黑暴”困扰。这是香港反对派的“完全自治”路线图及对香港本地政治生态与社会心理的精巧判断与利用。这确实是一种貌似完美的“政治迷梦”,但它是真实的吗?它会简单成为现实吗?
对“完全自治”的夺权行动,中央和建制派显然是反对的,但同时亦有颇多忌惮。原因是,以现有的“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下的选举程序,不能够从逻辑上完全排除“黄丝特首”,但如果“黄丝特首”产生,则“一国两制”的政治底线就会洞穿。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我们需要追溯邓小平所设计之“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的安全阀或保障条件了:其一,“一国两制”保障的是“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否则就跟中英谈判过程中“主权换治权”的方案相接近了,这是作为实用主义者的邓小平的民族性原则底线;其二,“港人治港”这一地方自治原则的制度性目标是“爱国者为主体”的自治;其三,普选可能带来动乱,违反基本法秩序底线,中央保留干预权力。尽管基本法规定了普选目标,但同时要求按照香港实际情况及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实现,可至今未能实现。
为什么香港普选改革不能凝聚成共识呢?主要原因在于香港反对派从未认真思考和努力过成为一种“忠诚反对派”,从来只是单纯追求本地利益和普选权,而对“一国两制”中内含的作为普选权前提条件的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置之不理。
当然,香港反对派向“忠诚反对派”的转型是具有高度政治风险的,这从民主党的逐步衰落甚至司徒华的勉强合作中即可判断出来。在香港的特定政治氛围下,与建制派合作是高风险的,激进甚至勇武化反而是“名利双收”的,香港反对派政治的语法和技法由此出现了不断恶质化的演变,邓小平期待的“爱国者治港”始终未能成为稳固的政治现实。
为了保障“一国两制”的内在宪制平衡,基本法以“行政主导”来维系香港高度自治的专业性及对中央的政治负责,以建制派在立法会与区议会中的比较优势,来塑造及逐步扩大“爱国者”的政治基础,同时开放较为充分的政治发展空间与合作机制给香港反对派,以其转化为“忠诚反对派”作为普选协商及推进的必要政治基础。
“一国两制”与基本法为香港反对派定下的“爱国者”标准是非常低的,除了基本法第104条的“双拥护”条款(拥护基本法及香港特区)外,邓小平曾经讲过的也只是要求真心拥护香港回归、尊重自己的民族以及不从事颠覆性政治活动。香港基本法主要是一部授权法,香港人由此享有高度自治权以及非常宽泛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但在基本义务上的“爱国”要求及相应的政治社会基础,却一直不能获得社会性共识、培育与扩展。
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试图重建“一国两制”的完整法理论述及“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化体系,以法治方式巩固“一国两制”的框架秩序,但这些本来存在于“一国两制”内部的中央管治权能及其制度调充的正当性,却被香港社会误解甚至扭曲为破坏“一国两制”与香港自治。
2014年占中以来,中央与香港反对派的“一国两制”理解性分歧与愿景目标的冲突日益凸显。如今的“完全自治”夺权路线图更是对立法者原意、中央管治意志及“一国两制”中的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严重挑衅,甚至是作为极端化目标“港独”的政治序章。
这就出现了曾钰成先生上面的警示性提问:当“一国两制”不能保证“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时,中央如何应对?这一宪制秩序如何演变?当然,也有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央对特首具有实质性的最终任命权,可以“守尾门”。问题是,守尾门的局促决策本身就是中央治港的一个重大制度补救,基本法工具箱最后就只剩下实质否决权了。
- 原标题:田飞龙:“完全自治”只是香港反对派的一场政治迷梦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 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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