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在中国的土耳其左翼青年，准确地说，马列毛主义者。在自我介绍中，土耳其小伙詹尤克这么说，无政府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极端“左”、欧洲共产党人、社会民主主义者、后马克思主义者、托派都自称“左翼”，但他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詹尤克成长于一个土耳其左派家庭，少年读物是中国的《红岩》，后来成为土耳其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如果没有土耳其在1990年代晚期、2000年代初期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也许我也不会变成今天的我。”

2015年，他来到北京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做助教，研究中国现代史、中国共产运动和工人运动。他称自己支持土耳其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再澄清和库尔德民族主义者毫无关系，“现在在中东库尔德工人党跟美国帝国主义一起行动，共产主义者不能接受这个。”詹尤克讲述了中国读者并不熟悉的土耳其社会主义运动和青年运动传统，土耳其共产主义运动的血泪发展史。尽管困难重重，他仍然表示对未来全球的社会主义潮流充满希望。以下是访谈全文。

詹尤克

澎湃新闻：你出生在怎样的家庭？周围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是怎样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土耳其年轻人中和你持一样观点的人多吗？

詹尤克：我的母亲是一个老师，我的父亲是一个公务员。他们都是工会成员和左派。当然我受他们影响很大，但是他们从未强迫我走上他们的道路。我家里有一个紧凑的图书馆，我很小就开始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我得承认，当时是很难读懂的。所以我在高中时把它们中的大多数又读了一遍。

在我九岁、十岁的时候，一些左派小说就对我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导致我称自己是一个左派。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它们：约翰·史坦贝克的《胜负未决的战斗》、亚沙尔·凯末尔的《我的鹰米米德》、高尔基的《母亲》、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迪米塔尔·蒂莫夫的《烟草》、亨利·巴比塞的《火线》、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爱你的邻人》、埃米尔·左拉的《萌芽》……等等。我没日没夜地阅读，还跟几个最好的朋友结成了读书讨论小组。我还读了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给我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15年后当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时，第一个去的就是重庆的前国民党监狱。

而使我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的还不止这些。如果没有土耳其在1990年代晚期、2000年代初期不尽如人意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也许我也不会变成今天的我。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伊拉克的抗议、2000年代初期工人阶级对私有化的抵抗，都深深影响了我。这些是我最早积极参与的社会运动，使我意识到只有社会实践能真正改变世界。之后，我领会了处理理论和实践之间关系的唯物主义的精髓。感谢那些产生于土耳其独有的社会、地理、经济条件之中的伟大社会运动，使我理解了列宁引用歌德的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是长青的。”

2003年，安卡拉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游行抗议

在社会主义运动和青年运动上，土耳其有长而强的传统。尽管很明显今天不像1960年代、1970年代那样有影响，新的左翼青年运动也在崛起。2013年，1500万人走上街头两个月，其中大多数是年轻人：高中生、大学生、年轻白领、年轻蓝领……等等。很明显绝大多数土耳其年轻人不满政府的政策。然而，要想把这一骚动转变为革命，还需要把年轻人组织进一个革命性的政党，或至少是一个全国的、世俗的、非新自由主义的群众联盟。这是土耳其今日左翼运动最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