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是剧场效应

2025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周平均工时上升至49.1小时（不包括午休时间），创单月周平均工时历史新高，可见加班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了。尽管这没有超过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周最高工时（56小时），也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企业周最高工时（52小时），但高于欧盟规定（48小时）。

事实上，2015年以来，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一直在上涨，2023年就达到了49小时的历史新高。2015-2020年，周平均工时增加了1.5小时；2020-2024年，周平均工时增加了2小时。智联招聘2019年调查的数据显示，甚至有9.18%的白领每周加班时间超过20小时。这些数据也从侧面印证了“内卷式”竞争为何成为近年社会关注的热点。

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是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文化因素，但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从单纯的劳动力价格优势转变为制造业全方位领先强国，互联网时代的新一代也已经有了不同的生活和工作平衡的观念。特别是在国际上保护主义愈演愈烈的当下，出口遭遇的阻力愈益强烈，释放内需已经是刻不容缓的战略应对方向。

3月5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3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地方党委组织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加强对各单位休息休假制度执行情况的常态化监督，并将带薪年休假落实情况作为重点监督内容，依法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益，不得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从而具体地对社会关注的过度加班问题进行了回应。

事实上，早在去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了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再到此次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表述，可以看到，整治“内卷式”竞争已经上升到国家宏观治理方向的转变，是企业必须要适应的新的市场与政策环境。

比较中国和欧盟、美国以及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工作时间的规定，差距并不大，与社会感受到的国内外内卷程度的差异却很大。客观地说，相比发达国家，甚至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内卷程度更烈，主因可能还是就业市场本身供求关系的差异，中国各行各业竞争更加激烈，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大。

现代办公设备（如笔记本电脑）和互联网即时通讯系统的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对加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马克思就曾经精辟地论述过，“如果说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那么，它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创造了新条件，使资本能够任意发展自己这种一贯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别人劳动的贪欲。”

即使企业没有“强制”要求员工加班，但能力也很难量化，业绩考核更是难以保持客观、公平和科学。为避免被考核淘汰，员工之间为了竞争工作机会，很多时候只能通过过度加班这种最简单和最直接的方式，向上级经理或者雇主显示对企业的忠诚和努力，这就是所谓的职场军备竞赛或者剧场效应。起初只有个别人站起来，其他人不得不也陆续站起来，最后全剧场的人都站起来了，因为坐在座位上反倒看不到剧了。最终，看剧从享受变成了受罪。

加班并不一定是为了完成更多的工作，也不一定是企业有不得不完成的工作任务，而只是为了不被落下，甚至是不得不参与的表演。最后的结果则是多输：员工的家庭关系和健康受伤，企业的成本和社会形象受害，社会消费和社会和谐受损，甚至中国的国际形象也蒙尘。

治理过度加班，需要系统的解决方法，但劳动法规的严格执行应该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明确不得超过法定最长加班时间（月不超过36小时）可能是最基本的，这个应该作为一个红线，只要不超过法定最长时间（包括各种形式的加班），职场内卷的竞争就不至于失控，鼓励举报和加强检查，不能法不责众，法律规定没有严格执法的保障将沦为一纸空文。

此外，加班必须依法支付加班工资也十分重要，企业乐于看到加班，前提是加班带来的效益超过员工正常上班的效益，如果强制依法支付更高的加班费使得企业得不到这样的利益，企业自然没有动力去鼓励加班。

2015年、2017年、2019年德国平均每周加班小时情况（根据受教育水平统计）

2022年8月12日，中国正式签署了C29和C105两个国际公约。强迫劳动是刑事犯罪，是严重侵犯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国际劳工组织C29日内瓦公约明文规定的，中国刑法对此也有具体规定，打击强迫劳动既是依据中国的国内法，是依法治国的必然，也是中国履行国际条约签署国义务的要求，并不需要欧盟条例的倒逼。

欧盟《强迫劳动产品条例》第11条规定，欧盟委员会在2026年6月14日之前制定出合规指南与细则，帮助企业理解有关强迫劳动，明确企业尽职义务，而条例的实施则要到2027年年底（12月14日）。即使实施了，过度加班也很大可能不是强迫劳动。

这样看来，欧盟帮中国整顿职场显然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整治中国企业和产业反倒是更有可能。互联网对此的讨论确实是反映了社会对整顿职场长久的期望，也提醒了监管部门注意到社会的情绪，但整顿中国职场最终还要靠我们自己。

国内一些知名企业主动整顿职场应该是时代的呼唤，是社会的呼声，是国家的要求，开了风气之先，正逐渐形成一种风气。对此，我们还需要更多企业参与进来，才能打破企业卷——员工卷——就业不足——消费不足——企业更卷的负向循环，就业——消费——发展的良性循环才能形成，发展的成果需要社会共享，发展的目的是让更多人更幸福，而不是越来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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