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们还在源源不断地回到印度，然后通过火车返回家乡。大量的无症状感染者从孟买、卡拉奇、加尔各答等港口城市分散到印度各地的城市与乡村，特别是旁遮普、北方邦。按照印度当时的传染病法，传染病患者需要隔离，但没有人会对无症状感染者存有戒心，病毒就这样悄悄地在人群间传播、变异。

差不多3个月过后，从9月开始，病毒杀了一个回马枪，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病毒杀戮之一开始了。病毒是残忍无情的，从喜马拉雅的山脚到比哈尔的偏僻山村，病毒攻占了整个印度次大陆。作为现代化标志的铁路成为病毒最好的传播渠道，扩散的速度和范围都是绝无仅有的。生离死别的悲剧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仅仅10月6日当日，孟买的死亡人数就高达768人，考虑到当时孟买仅仅百万的人口规模，这是一个极其恐怕的数字了。

4个月时间，全世界有差不多3000万人死于西班牙大流感，也就是H1N1病毒，其中大约一半的受难者来自于印度。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双方死亡总数约888万，加上波及的平民，总死亡人数约1500万人。

根据学者的最新研究，整个疫情期间，印度死亡人数可能达到1850万，最保守的测算也有1200万以上。按照当时印度殖民政府的不完全官方统计（现代的研究证明，殖民政府的统计根本就不能算是不准确，几乎就是有系统的统计漏洞），从6月开始出现到1918年底，死亡人数高达709万。仅10月10日-11月30日不到2个月的时间，英属印度感染死亡人数就达到了489.9万人，其中北方邦就超过100万（107.3万），孟买省同样高达90万。

那些悲惨生活在底层的低种性人群是最大的受害者。以当时的孟买省为例，到1918年年底，病毒已经杀死了108.7万人，低种姓印度人的千人死亡率竟然高达61.6人，这不是感染死亡率，而是实际人口死亡率，也就是说，分母不是感染者，而是实际人口，如此之高的死亡率是骇人听闻的，而在印的欧洲人则只有8.3。

此外，不同于今天的新冠病毒，年轻人是第二轮西班牙大流感的易感人群，20-40岁的印度青年女性死亡率更高（推测可能与女性有更少的室外时间以及照顾病患有关），统计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20-40岁的年轻人千人死亡率甚至高于低种性人口死亡率，其中青年男性为62人，女性则高达79人。这直接影响了出生率，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1918年大流感后，1919年印度出生人口直接下降了30%。

各类人群的千人死亡率

医院已经塞满了，以至于死者都没有办法尽快移出去为那些奄奄一息的病患腾地方，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遗体和那些将死之人；邮政和电报服务已经完全乱套了，火车还在继续运行，但尸体和只剩一口气的病患不断从火车上搬下来扔到车站；用于火葬的圣塔和坟场已经堆满了尸体，而旁边还有更多的尸体在等待处理；由于缺乏焚烧尸体的木材，印度所有的河流都已经漂满尸体；医院已经人满为患，医疗资源早已被疫情耗尽，甚至已经没有办法分出哪怕一分钟给需要治疗的其他病人；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在恸哭刚刚逝去的亲人，所有的地方都已经被恐惧和迷茫所统治。

这不是什么文学作品，这是当时印度的卫生部门负责人(Norman White)在1919年写给英国政府的官方印度疫情报告，简直就是人间炼狱。

一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而100万人，或者1000万人，则只是一个统计数字。印度平民的记忆或许更加能够真实地再现那场瘟疫的残酷。

如同无数的普通印度人，厄运也降临到了22岁的印度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人物——尼拉腊（S.T.Nirala）身上。彼时，他正在孟加拉，当他接到妻子病重的电报乘火车赶回他北方邦位于恒河边的家乡（Dalmau）时,看到“恒河到处漂流着尸体”，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挥霍的人生》（Life Misspent）一书中回忆道。

悲剧的是，当他匆忙赶回家乡时，不满20岁的妻子没有熬到他回家，已经先离他而去。从感染西班牙大流感到死亡，通常只需要4天。紧接着，负责照顾她妻子的堂弟和弟媳妇先后感染身亡，另外一个15岁的侄子和叔叔也遭感染而逝。此外，4名为他堂弟工作的佃农和仆人死了，2个为他家工作的仆人也遭了厄运。

更让他伤心的是，一岁的女儿也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眨眼间，我的家庭就消失了。无论我转向何方，到处一片黑暗。”人之绝望实是莫甚于此了。这是何等撕心裂肺的痛！他的遭遇令人心碎，而更悲剧的是，他竟然找不到足够木材来焚烧死去的亲人，需要木材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即使死后仪式的最后尊严也不能得到。

圣雄甘地也没有逃过，他也被感染了，他后来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感受：所有对于生活的兴趣都已经停止了。不过幸运的是，他挺过去了，很难想象，失去了甘地，印度历史将如何发展。

殖民主义的宿命

何以印度遭到如此大难？甘地有他的解释，他认为这是天谴，是神对印度殖民后文化西化的惩罚的一个证据。显然，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服众，甚至他的一些追随者也不能同意。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反思，并不能对预防未来的灾难有任何价值。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作为一个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印度国父，做出这样的论断，可能也预示了印度民族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