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中国与世界、东与西、古与今的复杂关系也日益清晰地呈现出来。时移势易，基于中国立场与视角的去学术殖民的话语体系的建立变得有必要，也有可能。

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年以来西方话语的强势传入，以及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西方话语在新兴社会科学领域的大规模引进，在在值得我们回顾反思。同时，如何深入中国文明的内在肌理，从大的历史尺度看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的历史连续性，建构中国话语体系，更加有机地表达中国并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对话，这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

第十六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8年11月3日至4日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话语”，旨在聚焦于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自觉意识，展开跨学科探讨，立足中国文明及国史经验，从历史进程、思潮滥觞、概念传播、话语流行、社会变迁、文明复兴等诸方面深入挖掘，从中领略中西古今的碰撞交融。

本专题根据现场发言整理而成，并经发言人修订。篇幅所限，部分内容未能收入，内容编排并未完全按照发言顺序。

苏力教授演讲现场（图/开放时代杂志）

【文/苏力】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鲁迅先生的这句话准确描述了我的此刻。

就本届开放时代论坛的主题而言，我好像一直有准备，可以说些什么。我一直有这一学术追求，追求中国经验的自我表达。我也一直认为，中国学者完全可能对此有所贡献，不仅能解说中国的本土经验，其中有许多还一定具有普遍意义，可用来理解和解说外国的经验现象，发展出具有一般性的理论。

自打1992年我回国任教北大以来，我的所有研究和发表，好坏另说，也不论学界尤其是我置身其中的法学界的辩驳批评，始终贯穿了这一追求，自觉且坚定。这一追求也一直推动我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及领域，了解和尝试着不同的学术传统、思想资源和方法。我也翻译了不少英文著作，目的就是为了推进法学研究的中国立场和视角，客观上则促成了我的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和表达。

中国话语问题，在我看来，是要许多学人对于各自的日常经验始终保持基于热爱而发生的深刻关切和高度敏感，并以此为基础做出好的研究。这里说的热爱，不是赞扬，而是一种割不断的情感联系，甚至是冷静。就像对自家孩子，你可能揍他几巴掌，却无法舍弃，你会为之仔细谋划和盘算。这根本就是一个没法抽象概括谈论的问题。说句不好听的话，抽象讨论这个问题，有社会意义，却几乎没有学术意义。这是我感到空虚的原因之一。

如今有不少中国学人出于种种原因在学术上是看不见或看不上中国经验的，无论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中国经验。在他们的眼中，中国就是一堆积淀的错误，包括我们自身也全都是错误，其唯一的意义，只是为了证明他们今天了解的某些东西和他们信口开河的批评是远见卓识，证明他们已经接近甚至接触了上帝或真理。针对这一点，从宏观上在中国学界提一下“中国话语”，提一下包括学术在内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强调一下中国立场和视角，敦促学人尤其是年轻学人关注一下自己身边的经验，在舆论宣传上对抗文化虚无主义，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但是，这只是社会意义。这种提倡或强调，或讨论，也许会改变一些学人的说法，但没法真正改变他们的观点或成见。

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几乎从一开始接触西方的某些概念、理念或命题，就觉得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然后就不断重复，一辈子都在这般重复，还自以为是对真理“忠贞不渝”。如果有学人到了我这个年龄，即便就是更年轻一些，还一直固守那些所谓正确的或高大上的抽象语词、概念或命题，将之当成终结了历史的学术和研究，就不可能指望他们还能理解历史中国的学术理论表达，也不可能指望他们理解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和经验，更不可能指望我们在此的讨论，可能说服或激发他们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来发展中国的学术和理论。

其他学科可能稍好一点，法学界问题会更大一些。因为法学界从一开始基本就研究法条，研究规范，并且是抽象研究，自然可以甚至就应当一心追求高大上，而且也没有经验的研究工具和方法来挑剔规范可能隐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