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两弹一星”。这是，却并不只是，几件武器。它的最重要贡献不是科技，也不是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它最重要的贡献是为中国人一心一意谋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长时期的国家安全。中国从此可以大大降低直接的军费开支，并将本来必须用于国防的大量人力物力转移到生产建设上来，自然会有重大收获。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大裁军并非始于改革开放之后，而是在“文革”后期。1975年，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会议，首要任务就是消“肿”，精简军队²， 确定了3年内军队人数减少60万人，精简26.2%的目标；一年后，全军人数减少了13.6%。1980年和1982年，基于“大仗打不起来”以及“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³， 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大裁军。有51万人的铁道兵以及基建工程兵集体转到地方，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直接参加了深圳等沿海开放城市的基础建设。⁴

二是国际关系的及时调整和布局。1949年中国同苏联结盟，在苏联的无私经济援助下，新中国有了154个大型建设项目，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但结盟苏联也隐含了一个当时许多人不察觉但今天回头看非常重大的麻烦：长远来看，这不利于中国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即成为国际上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大国。

这一视角会丰富我们理解，10年后，中苏之间开始的那场意识形态论战，就为拉开了与苏联的距离。再过十年，珍宝岛边境战争，苏军大兵压境，标志着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际作废。有失有得，这才为后来也即今天中国作为世界一极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更直接更具体地是，这为1969年起中美关系缓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创造了可能。是的，正式建交还在10年之后。但人家总统都来了，两国领袖相谈甚欢，这不算建交？两国在对方首都设立了外交机构，中文名为“联络处”，但英文从来就是大使馆。中美关系建立也启动了新中国最早的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以及更大规模对外开放的准备。

这类例子太多，我只说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谷牧回忆，1972年，利用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缓和的时机，周恩来总理让谷牧抓紧中国沿海的港口建设，要求三年改变面貌；也真的赶在1975年底实现了这一目标。如果中国不是在1970年代初外交取得突破的同时，当即抓紧港口建设，谷牧说，“我国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将受到严重影响”。⁵

第三，一个影响更深远的贡献是创建科学技术导向的现代中国社会文化。中国文化传统更偏人文，不是科技导向的。但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都要求有更强大科学技术。如何促成这一社会文化传统的转变，不但重要，而且其深刻程度注定是一场“革命”。毛主席本人熟读中国传统经典，热爱古典诗词。但他却因自己的诗词“是旧体，怕谬种留传，贻误青年”，不愿发表。⁶ 文革期间大学一度停止招生，但毛主席1968年夏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⁷ 这两件事曾令我长期困惑不解。

许多年后，我才理解，这其中的意味是：

1.确定引导社会文化投资方向的最终根据不能是领导人的个人偏好，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长远需求；

2.在国家财力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只能，也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重视理工科，就是要改造并创造中国文化传统，“补短板”，吸纳更多科学技术知识，进而把“五四”作为口号的科学变成社会实践，变成中国的社会“文化”。

这种努力是成功的。即便文革期间，社会流传很广的一句话就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1977年恢复高考时，所有青年人只要可能几乎都首选理工科。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有相当部分应归功于这一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化传统的革命，大批中国青年因这一变革迈向了科学技术，何止丰富了，其实也是创造了，现代中国文化传统。

这些分析都支持了萧武的基本论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的展开和形成无法同中国革命切断联系。革命和建设是一个前赴后继的事业。当然，不可能立竿见影，革命无法让人们当即有时甚至是一代人就能看到革命的果实，因此会有人误解革命，认为革命缺乏建设和创造，甚至指责和辱骂革命的破坏毁灭。萧武对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的这一梳理和这一叙事是重要的。借助历史距离提供的透视，他令我们对许多问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中肯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