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无形财产的形式从未在殖民地流行过。圣职推荐权（advowson）是一种任命教堂牧师的权利。在英国，富人拥有这一权利并可以在死后传给他人，就像任何一种财产一样。从英国来的殖民者可以将圣职推荐权一并带来。波士顿早期定居者中的首富艾萨克·约翰逊（Isaac Johnson），死后留下了大笔遗产，包括大量土地所有权和附随于一座英国教堂的圣职推荐权。在他的遗嘱中，他把后者留给了两名一起定居的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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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的教堂一般由教堂会众（congregations）而非个人建立和管理，因此个人几乎没有可能拥有选择牧师的权利。例如，纽约三一教堂有着圣职推荐权，但它并不为任何人所享有，更确切地说，它被授予了作为法人的教堂。到19世纪初，不论是圣·乔治·塔克还是詹姆斯·肯特，或者弗吉尼亚和纽约最博学的法律人，都不再记得他们州里任何圣职推荐权的例子了。

英美教堂融资方式的差异还造成了其他形式无形财产的消失。在英国，牧师享有一种可继承的财产权利——“什一税”（tithes），即教区内土地每年产出的1/10。但塔克向他的读者确保：弗吉尼亚从来没有这样的东西。肯特评论道：“《财政报告》（Exchequer Reports）中最易引发诉讼的案例都与什一税有关，而我们的法律对于什一税学说一无所知，这减轻了学生的负担，更减轻了法院的责任，对于国家农业利益而言，则是最大的宽慰。”

尽管有些州在早期共和国之时就兴建了教堂，但即便是它们也并无什一税。一旦废弃这些教堂，它们根本不可能被重建。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的托马斯·邓肯（Thomas Duncan）宣称：“这里没有有薪圣职（benefices），没有国家设立的教堂，没有什一税。”同样也没有“皇室教仆生活必需品”（corodies）的权利，它是一种从宗教会所接受食物或金钱的权利。在英国法中，“皇室教仆生活必需品”仍是一种常见的无形财产，但正如美国早期学说所言：“这一议题可以被视为完全过时了。”

如果说美国法律人对于英国教堂独特的无形财产只是不予考虑，那么对于“尊贵头衔”（dignities），这种根植于英国社会结构中的财产，则滋生出了极端的愤慨。肯特解释说：“高贵头衔的财产权在英国法中非常重要，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塔克坚称，在一个没有贵族头衔的国家里，不会有任何“尊贵头衔”，因为无人能继承特权。

俄亥俄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托马斯·巴特利（Thomas Bartley）更加坚决。他主张说：“英国政府的理论和根基在本质上与我们截然不同，据称那里的主权在国王手中，而不是人民。国王作为荣誉权（honor）的初始渊源或所有者，能够以上述方式授予贵族头衔，从而在它们之上创造出既得的（vested）财产权。然而，该制度是基于这样的原则，即政府为统治者而非被统治者的利益所建立。”

圣职推荐权、什一税、皇室教仆生活必需品、尊贵头衔——这些无形财产从未在美国扎根。而其他一些无形财产则在早期共和国时期经历了消亡：它们在殖民地时期被移植，而随着美国独立被逐渐淡忘。在英国，公职是一种财产。正如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通过购买取得公职由来已久。布莱克斯通解释说，有时买家仅仅取得在一个任期内履行公职（以及随之而来的收费）的权利，但有时他会取得终生权利，有时他还取得了永久权利，所以他可以将它传给继承人。布莱克斯通注意到，法案和法院判决缩减了公职所有者的一些权力。例如，特定公职不能向他人出售，有些公职授予的期限不允许超过任职者的寿命。尽管如此，非常明确的是，英国法将公职视为可继承无形财产，就大多数效果而言，它就像其他类型的财产一样。

在美国，公职不可能因购买而取得。可是，美国担任公职者对于他们的公职有财产权吗？一些杰出的美国法律人相信这一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警告道：“不应该说公职仅仅是公益信托（trust for public benefit），而排除了一种个人财产或既得利益的观念。每一份公职都是这两种成分的结合。”在汉密尔顿看来，将公职看作财产，甚至是可以被永久拥有的财产，能提供正当的激励。

他推断说：“对任期（甚至是永久任期）的既得利益这一观念，与每一份公职的首要和本质目的系公共利益的原则之间，不仅不存在不相容的问题，相反，它通过促进勤勉、忠诚、积极和独立的履行公职，反而更有助于实现这一特定的目标。” 汉密尔顿在1802年初就上述论述，用以批评不久之前《1801年司法条例》（Judiciary Act of 1801）的废止。这一《司法条例》的废止取消了它所创制的新的联邦法官职位，从而将它们从这些职位的拥有者手中取走。汉密尔顿主张说，法官职位是一种财产，废止它们就相当于一种违宪的财产征收。

汉密尔顿将公职归入一种财产类型，有着政治上的动机，因为1802年被剥夺公职的法官们是他的政治同盟。但这一问题同样在许多不那么受党派政治影响的场合被提出来，这时就可以依其自身特质加以考量。在一份判决书中，长期担任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托马斯·卢菲（Thomas Ruffin），作出了最彻底的支持财产立场论述。

该份判决书的两造（观察者网注：原告与被告）都主张自己是同一个县法院合法的法官助理。1807年，劳森·亨德森（Lawson Henderson）被任命为法官助理，当时北卡罗来纳州的法官助理是终身制的。到了1832年，一部新的法律将该职位由委任制改为通过选举产生。约翰·霍克（John Hoke）赢得了选举。但是，1832年的法律是否剥夺了亨德森的财产？答案取决于公职是不是一种财产。

卢菲推断道，“财产是一个人有权占有和享有的任何事物”，据此定义，公职是财产。可他告诫说，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人们可以像对待其他类型的财产那样对待公职。一个人可以出售土地或让其闲置，但这一方式不适用于公职。卢菲得出结论说：“尽管有着这些限制，公职仍是财产的客体，正如其他任何一种有形或无形财产，人们能以此为生并从中获益。”一个人的公职是他的财产，“就像他耕种的土地、骑行的马匹或欠付的债权”。所以，劳森·亨德森的法官助理职位是其财产，从其手中取走职位的法律是无效的。

然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很多法律人发现公职作为一种私有财产的观念不再合理。参议员（后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利瓦伊·伍德伯里（Levi Woodbury）坚称：“在共和国，公职的担任者对于他们的公职没有财产权。”事实上，“（潜在的）免职责任将有助于提升勤勉尽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