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在典型的教育交易中，参与者没有强烈的动机分辨真正的人力资本形成和信号传递的区别。雇主不在乎学位和证书为何有用，只要它们有用。有人问约翰·保罗·盖蒂为何选择有古典文学学位的人来经营他的公司，他回答，“因为他们卖的石油更多”——希腊语和拉丁语在石油行业是否有用，或者有才华的人倾向于获得古典文学学位，都与他无关。同样，员工只关心个人回报。就连学校、大学和培训机构也有着复杂的动机。一方面，它们可能有强烈的内在动机确保教学的严谨和名副其实。另一方面，它们不愿深入探究自己提供的利益的本质，这会让其存在变得多余。

更重要的是，教育机构要提供真正的人力资本形成可能并不容易，即使它们有这个意愿。保罗·刘易斯是一位研究高级技术技能的政治经济学家，他采访了英国数十家高科技公司的员工。他们说，即使是善意的教育机构也很难为技术人员提供适当的技能。无形资产（如研发与工人技能）之间的协同效应往往难以实现，需要教育提供者和雇主密切互动（以学徒制或在职培训的形式加以整合）。

如今，技能回报率很高且不断上升，但判断人才的能力并不完善，学院和大学很难预测雇主的需求，信号的繁荣既在意料之中，也有证据证实。人们注意到，很多工作都要求有大学学位，而以前从事这些工作的都不是大学毕业生。曾经招收本科毕业生的名企现在只选择有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应聘者。这些变化可能是技能提高的真实写照，也可能不是。

特别是在美国，过去许多不需要资格证的工作现在需要资格认证或从业许可证，此举表面上是基于技能和安全考虑。如今，英国毕业生的工资溢价下降：相较于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1970年出生的大学毕业生享有19%的平均工资溢价，而1990年出生的大学毕业生只享有11%的平均工资溢价。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通过学位来筛选潜在员工，可能有助于解释其中的原因。

哈佛大学校园   新华社发

教育信号存在的证据有多少？

布赖恩·卡普兰一直支持的观点是：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价在很大程度上与信号有关。他的主要论点是，在毕业前一年辍学会带来巨大的工资损失，但多出的一年似乎不太可能提高生产率，以证明工资上涨是合理的。因此，毕业身份是一种信号，而非生产率。

诺厄·史密斯认为，能通过高难度的考试足以证明工资溢价是合理的。此外，他认为，公司在雇用员工时可能会了解他们的技能。如果受过教育的员工生产率低下，那么随着公司对其实际能力的了解，教育的高回报率就会下降：如果GCSE考试不及格的学生长期表现较差，那么他们的失败必然会传达出其生产率的实际信息。

卡普兰反驳了美国的证据，即雇主能快速了解受过大学教育的员工，但对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员工了解得非常慢。在一项针对美国高中毕业生的研究中，彼得·阿西迪亚科诺、帕特里克·拜尔和奥雷尔·希兹莫认为，高中毕业生即使工作了12年，雇主也不了解他们潜在的生产率属性。

当非认知技能变得更重要时，雇主对员工的了解难度就更大了。如果非认知技能被应试教育掩盖，雇主可能会更注重学生的背景，从而扩大了浪费信号传递的范围。

解决方案之一是更好地运作教育市场。如果学生付费投资教育，那么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会竞相提供能真正提高就业能力的课程，向学生传授有用的知识。该理念是英国高等教育改革30年来的主要推动力。在此期间，英国的大学教育体系已经发生改变，从完全由国家资助（大学限制学生人数，仅招收考试成绩最好的学生）转变为由政府提供较高的学费和补贴贷款。政府拥有不同学科毕业生未来工资的详细数据集、结构和排名，可以向未来的大学生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当然，美国的教育体系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大多数学生为支付学费背上沉重的个人债务。

很多文章都探讨了大学制度市场化的利弊。批评人士认为，这是一种简化主义，加剧了不平等，忽视了教育的价值，使教育无法转化为更高的毕业生工资，而且许多评估课程和大学的指标在统计上都不可靠。但对于如何阻止信号浪费的问题，争论双方似乎都没有给出多少答案。简化主义者的目标是激励未来的大学生，让他们只选择高回报的课程。即使市场改革完全实现了这一目标，也存在一个问题：学生作为个体，根本不关注这种回报来自真正的人力资本形成（也就是说，学习真正有用的知识和技能），还是作为信号表示他们比别人更聪明、更认真。

另一个小改进是扩大补贴范围，使其不仅仅覆盖大学教育。有人担心，大学在英国教育系统中的分量过重。2021年，英国政府宣布将贷款补贴扩展到职业教育，这一举措受到担忧者的欢迎。美国的大学批评者指出，像Lambda这种短期在线编程学校是未来的理想模式。他们暗示，年轻人以这种方式接受高等教育会更有利。

但这条路也有风险。英国出现过自由教育市场，学生可以获得廉价贷款，但这段经验并不令人欢欣鼓舞。2000年9月，政府推出了“个人学习账户计划”，这是一笔供19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使用的教育资金。教育机构可以招生，从注册学生那里获得学生账户，然后向政府申请学生津贴。为了鼓励教育机构加入，政府允许任何机构招生。许多新“机构”招到了学生并获得了补贴。由于担心虚假机构拿走这笔钱，该计划仅仅实施了15个月就被取消了。后来发现13家机构注册了1万多个账户。因缺少报告，政府当时并未察觉这一事实。

真正的问题是，教育和培训管理机构很少抵制证书制度和信号传递。在很大程度上，政府政策倾向于提供更多的教育，却较少考虑如何处理信号问题。人们认为，教育机构、雇主和学习者都有强烈的动机来确保教育的效用。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三者都缺乏动机选择真正的人力资本形成，而不仅仅是信号。此外，针对该问题的政策制定也是困难的。政府很难区分产生真正技能的学位或资格，以及仅仅作为信号的学位或资格。政府能做的最多是大范围推广科学和数学学位（这可能涉及更多的人力资本形成，但也可能涉及信号传递），或关注学生收入。这些措施也可能是信号传递的结果。

我们认为，决策者需要投入时间和资金来研究该问题。我们如果搜集更多数据，进行更多实验，就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高等教育，了解哪类资格证会产生真正的价值，而不是在传递信号。我们希望，掌握相关信息的政府能发出更严肃的信号，抵制浪费性竞争，并设计教育体制来阻止这种竞争。在第4章，我们讨论了公共科学资助的数量与质量之争。在某些方面，教育改革与之非常相似。数量观点认为，让更多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足以解决技能问题，但解决方案或许是提供更多种类的真正有用的技能（质量），而不仅仅是考虑数量。

【本文节选自《重启未来：无形经济的挑战与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