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今天联邦政府和各州开会讨论解封安排。目前德国的疫情是单日新增病例超过900，累计接近16.5万，单日死亡165例，累计接近7000。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根本不会考虑解封的，民众也绝不会支持。但在德国，总理默克尔面临解封的压力越来越大。

现在是考验政治人物的时候了：是顺应民众和企业的愿望，还是尊重医学专家意见，从国家民族长远利益考虑，参照中国解封的经验和良好效果——今天只有两名输入型病例，无本土新增，新增死亡为零。

其实这对已经宣布不再竞选连任的默克尔并不是问题，此时民众和资本都限制不了她了，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职责就可以了。更何况，一旦出现第二波，不仅她的政治生涯难以善后，甚至断送她的整个历史贡献。但最终她还是宣布除了边界继续关闭、禁止大型体育活动等外，其他限制措施全部取消。这将是默克尔继无限制接受难民后的第二次人生狂赌，也是整个国家的狂赌。

如果整个西方赌输了，固然是巨大的人道灾难，对中国的依赖也将继续，至于“问责”中国，就遥遥无期了吧。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被灌输说西方的政治制度由于有反对党、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因此对权力存在有效的监督。另外由于三权分立，每种权力都得到有效制衡。

这一次疫情，CNN、纽约时报、民主党对特朗普的批评一直存在，监督功能并没有丧失。相对于欧洲，更是比较突出。可是为什么没有效果？美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可是特朗普的权力得到制衡了吗？

现在唯一寄于希望的是11月份的大选。可是特朗普如果连任了呢？这是不是说明一切监督和制衡都失灵了？即使11月份特朗普败选，证明西方还是存在纠错能力和监督、制衡，那么仅凭四年一次的选举才能发挥作用的监督 、制衡是不是只能证明西方在权力的产生过程中有监督，在权力的使用过程中是放任的呢？

当然作为学者不仅要提出问题，还要解答问题。今天西方的媒体失去监督能力，和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崛起有关。特朗普一个推特拥有的粉丝就超过传统媒体的阅读量，他还怎么会怕你媒体监督呢？面对时代的进步和挑战，西方能否应对，这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昨天我提到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先生于2月11日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观点。当时欧美疫情还没有爆发，他从自己的价值观和理论出发，在当时的现实下做出了错误的学术判断。一个月以后，即3月11日，当欧美疫情爆发时，另一位有着公共知识分子头衔的清华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也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再一次提出：

“目前中国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指向宪政民主制度的建立。就社会层面而言，宪政民主，不仅是政体的选择，也是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

她对中国的抗疫表现是这样评价的：

“此次疫情的发生和抗疫过程不仅将体制弊端和权力的颟顸霸道暴露无遗，也清楚地显示出民众的绝对弱势和社会力量的羸弱。正是这种社会结构性失衡才使得灾难后果极其严重，整体危机加倍放大。”

但3月11日的时候，中国的疫情已经有效控制住了，每天新增只有15例。此时意大利已经封城两天，两天后美国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对欧洲实行旅行禁令，三天后西班牙封城，五天后法国和德国等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封城。

所以面对这样的事实，郭教授仍然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如果从现在的角度看，欧美的老年人成为牺牲的对象，甚至长时间死了都不能被统计，纽约殡仪馆近六十具尸体腐烂被民众发现而报警，到现在也没有查出原因，《纽约时报》试图联系殡仪馆，但电话被工作人员挂断。CNN也联系了该殡仪馆，但一位自称负责人的人士拒绝发表评论。这是不是“将西方体制弊端和权力的颟顸霸道暴露无遗，也清楚地显示出民众的绝对弱势和社会力量的羸弱呢？”

CNN报道：在布鲁克林殡仪馆外的四辆卡车上发现60具尸体

另外2020年3月7日，她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说：

“这次武汉疫情还没能觉醒的人是无药可救了！”

大学的老师，除了学术研究，主要的职能是教书育人，重要的品质是为人师表。现在郭教授应该发现当时在梦中的不是别人，恰是她自己。那么，现在梦醒时分，她是不是应该收回自己的结论？否则，大家都会说：“这次全球疫情还没能觉醒的人是无药可救了！”

最后，知道郭教授是一直强烈主张以西方为榜样，在中国建立公民社会的。所以我有一问题请教：郭教授怎么看待疫情中西方公民社会的表现？是宗教聚会引发疫情？是组织抗议政府实行了隔离令？他们是否帮助过养老院惨死的老人？或者他们是否给封闭的社区提供什么基本服务？在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要动用警察来执行隔离，这样的国家还有公民社会吗？

这次中国抗击疫情，西方给予了中国民众极其罕见的一致的非常高的评价，为他们高度的责任感、纪律性，识大体、顾大局的牺牲精神。而且在现实中，他们也确实表现出了非常强的自我管理能力，以及强烈的互助意识，各地自发的援助源源不断涌向湖北、武汉。大量的志愿者也同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难道西方不应该好好向中国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