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也要提升对错误的承受程度。疫情爆发后，我一方面固然对疫情十分担心，但另一方面更担心面对一个未知病毒，万一应对出现重大失误，在一个体制对错误容忍度很低的国家，是很危险的。疫情在欧美爆发后，西方之所以有不少人希望欧美的办法比中国更高效、成本更低，从而反过来可以否定中国的经验，利用中国体制容忍错误低的特点，达到冲击体制的目的。当然现在这个幻想已经破灭。

疫情发生后，我曾和很多朋友发生过辩论，面对各种激烈的质疑和批判，我只问一个问题：“21世纪以来，发生过多次疫情，可有哪一个国家在面对未知病毒的时候，做的比中国好？墨西哥、美国猪流感？非洲艾博拉？中东呼吸综合症？巴西寨卡病毒？”

中国是做的最好的，但却是被指责和批评最多的。即使是一些和我立场观点接近的朋友，这一次也是如此。除了对中国持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群体外，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这个体制对错误容忍度太低了，优点就是进步快，犯的错误尽可能的少，但不足则是制度回旋余地小。

第二就是对媒体、信息等的管理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它既可以对内对外都声称自己是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但另一方面却又牢牢对媒体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

在法国二十年，我也交了不少媒体朋友，没有一个人认为法国有新闻自由。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我就举一个和中国有关的例子。

2004年中法建交四十周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法国。当时由于法国牵头，和中国、俄罗斯、德国一起组成和平联盟，反对美国绕过联合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中法关系处于高峰期。我们知道，每当有中国领导人去西方访问，总有一些反对势力组织抗议。结果这一次，当他们一从地铁里出来，警察就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强行拖到警车上。全法没有一个媒体报道，要知道“自由之家”就在巴黎。事件发生一个月后，还是其他国家有了报道，才出口转内销。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我并不认为法国做的不对，治理国家，慈不掌兵嘛。我反对的是它的虚伪：既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帜，还能做到滴水不漏的控制。

这次疫情，法国明明有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却应对的极其混乱。在民众日益愤怒的情况下，前卫生部长布赞突然在《世界报》报料，她早在一月份就向总统和总理示警，并公开反对举行第一轮市长选举。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下法国再厉害也捂不住了，这矛头可是直接总统和总理啊，将引发无法想像的政治大爆炸。民意汹汹之下，媒体也好不容易打开缺口，轰动效应可期，岂能放手？早就跃跃欲试的反对党更是见猎心喜，必然要大作文章。

可谁也想不到，第二天就一切烟消云散！仿佛这件事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我的反应不是愤怒，不是失望，而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我不知道法国政府是怎么做到的，一夜之间就举重若轻的把危机抹平了！

如果对西方作一个通俗的总结，其厉害之处在于：既能讲好自己的坏故事，还能讲坏别人的好故事。

以这次中国抗击疫情为例，中国能够扭转国际舆论的不利处境，并不是我们讲的多么好，而是干的实在好，好的谁也没有办法否认。

在疫情之初，西方成功的把中国污名化为不透明，数据不真实。其实反驳起来也不难。疫情数据的真实发布前提条件是要有检测试剂。1月16号中国研发的检测试剂送至武汉——这也是全球第一个。现在大家都一致认同，没有检测就没有病例。初期的美国，一直以来的日本以及现在英国、法国、德国、瑞典都是如此。

而且当时中国最早研发出来的试剂，检测出结果的时间还很长，来回基本需要两天（现在只需二十五分钟），准确度也没有现在高。可是中国政府在1月20日，也就是检测试剂问世仅仅四天之后就下令总动员抗疫，也就是从这一天，国家卫健委开始每天发布确诊和疑似数据。如果有人认为中国公布数据太晚，除非大家说政府不需要检测就能公布数据。

相对于西方这个能力，中国起步就晚。直到2013年才提出讲好中国故事，确实不具备西方讲坏别人故事的能力。比如这一次法国前卫生部长爆料被一夜间和谐，国内都没有报道。其实出于中法关系大局，我们不炒作，那么报道一下让国人了解了解也很好啊。

中国不具备西方讲坏别人故事的能力，原因很多。一是中华文明非常注重道德，对于小人之举不屑一顾。二是中华文明过于善良，在别人有难的时候非常反对落进下石。只是在中国崛起越来越接近完成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西方一样具备这个能力。中国可以不用，但如果有人来攻击，得有能力反击。

今天世卫组织再次向全球表示，面对疫情，武汉模式是世界的“希望”。此时，曾经最严重的武汉已经实现新增零，武汉医护人员激动相拥庆祝的镜头在全球迅速传播。

早在西方疫情爆发之前，世卫组织已经郑重推荐：唯一证明有效的是中国经验。可是为什么西方就不接受呢？科学和理性一向是西方的强项，怎么到今天都不见了呢？顽固的德国，在确诊病例超过伊朗的严峻情况下，今天终于也有两个区宣布采用中国式隔离。西班牙疫情更严重，所以醒悟的更彻底：宣布为抗击疫情，国有化所有私人医院。只是为什么非要等到付出这么惨重的生命代价，才能回归常识？

相较于欧洲，美国的理性还没有回归。就在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时，原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科学技术的副部长塔拉·奥图尔还说:“我们不应该做中国所做的事情，这是美国。我们不会禁止人们进出城市，禁止他们旅行，而且这通常也不起作用。”就在美国一日增长近4000例时，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全球健康法研究中心主任拉里·高斯廷还对CNN说：“大多数的民主国家将人权和自由看得很重，我们不可能实现像中国那样的管控程度”。

这样的话，我们此前在欧洲都听过很多次。就连搞出“群体免疫”的英国，现在不也是宣布关闭了所有娱乐餐饮场所吗？在西班牙违反隔离令不仅要罚款600欧还要判刑一年，其严苛程度早就超过中国了。可叹美国，还需要多少宝贵的美国百姓的生命，才能让政治人物从价值观的围城中走向常识呢？

我还记得，1997年香港迎战金融危机，果断采取政府干预手段。当时西方一片指责，认为违反了自由市场规则。后来2008年西方发生经济危机，它们一点都没有犹豫就照搬了香港的做法。何以面对资本的时候，理性迅速回归，面对人的生命的时候，理性却迟迟在路上？说西方资本高于人的生命，还真不是委屈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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