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美国一人一票的制度设计却令政治权力臣服于资本——要赢得选举就必须有巨量政治献金的支持。至于今天特朗普时代，资本更走向政治权力第一线。所以，如果中美发生贸易战，自然要引发全球经济特别是金融动荡。被称为真正的美国政府、强大的华尔街第一个不同意，其他跨国集团如波音、微软、苹果、沃尔玛等世界五百强也会立即跳出来反对。

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是这些巨头们影响甚至决定了美国政府不得不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以他们的强大游说能力，有哪个政客敢于抗衡？那么今天，同样身为财团之一的特朗普家族，要想自身利益不受损失，唯一的办法也是不能和中国发生贸易战。

二是由于制度原因，负责决策的政务官也不会选择和中国对抗。

美国的公务员体系分为负责决策的政务官和负责执行的事务官。事务官和中国的公务员体系一样：需要考试、只要不犯法和出现重大失误都是终身制。政务官则是随政党进退：自己政党胜选，就入职，败选就离任。

这种制度导致任何一个政务官——除非离任就到退休的年龄以外，在上任的时候就要考虑四年或八年后的退路。而且由于政务官更换频繁，许多政务官任职也就只有一年或两年。这不妨参看一下过去的一年特朗普更换过多少阁员。小布什政府唯一任满八年的是劳工部长赵小兰。

政务官的去处一般有四个：大公司、智库（包括自己创立智库）、游说单位和外国公司。

这里的数据非常多，仅举几例。以美国第111-113届国会离任成员任职去向为例，根据CRP（“旋转门”数据库）数据统计，离任的国会议员中有超过30%的人会选择加入游说公司，超过15%的人会充当私营部门在华盛顿的游说代理人，约20%的人会去私营部门担任顾问。

福莱塔（Freitag）研究发现，从1897年到1973年美国政府中与公司有联系的公职人员占比高达76%。在政府部门高层领导中存在大量曾在公司和银行担任过高管的官员。

事实上，收留和任用退任官员已经成为企业影响甚至控制政府决策的手段。

这里需要说一下最高领导人。美国总统有优厚的退休金保障，但从实际来看，这些收入仍然难以满足他们的开支。当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比如克林顿是因为打官司而欠下1100万美元，负债累累。

而他们创收的方式一般是出书和外出演讲。尤其是演讲。还是以克林顿为例，2001年，克林顿的演讲收入是920万美元，2002年，他的演讲收入为950万美元，2005年的演讲费收入为近750万美元。于是许多国家为了利用他的影响，就以演讲为名邀请他，并给予巨额出场费。他退休后曾到中国发表演讲，每次都收获颇丰——2003剑南春集团就花了40万美元邀请他。他甚至出席在海外和中国有关的话题演讲也是日进斗金。比如由澳大利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2002年全球反独促统大会”，就以30万美元的价码邀请克林顿出席。当然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自然少不了配合邀请方的需要。

特朗普夫妇和他们的豪宅

类似的还有同属西方的欧洲。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卸任后去了俄罗斯，担任俄德天然气输送管道公司监事会主席。法国前总统萨科奇在第二次出马竞选失败后，仕途无望的他以独立董事的身份加入了全球旅馆业巨头雅高集团（已在中国开展业务超过30年，和中国联合开的酒店超过2000家）。

无论这些政务官去的跨国企业、需要企业资金支持的智库、游说单位以及国外，大都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们在制定决策的过程中，在不得不考虑自己后路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会和中国对抗呢？

更何况今天中国实力更远远超过克林顿时期，对这些政务官的影响和吸引力更是巨大，更是无法得罪。

至于特朗普，他有家族企业，年龄也超过七十，他自然不会考虑退休后的去处，但他要考虑的问题更大：家族企业的发展和家族政治势力的延续。如果他和中国翻了脸，这两方面都会受到巨大损失。所以，尽管组阁时他延揽不少对华敌视的人，但他们迅速就失去了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班农。

中国的挑战在内而不是在外

最后要说的是，美国诞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制度已经严重退化，形成了政治学者福山所称的“否决体制”，成为美国政治衰败的主要原因。共和与民主两大党在价值观等多个领域上已经没有共识，政党竞争极端化导致无法妥协。政治僵局成为常态。1月20日，特朗普执政一周年的纪念日，双方由于移民问题无法妥协，令2018预算案无法通过，从而联邦政府再一次关门。这已是本世纪第四次关门了。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现在居然在这样的问题上都没有共识，双方斗争到摊牌“三输”（两大党和国家）的地步，由此可见美国政治体制失能失效到什么程度。这样的体制怎么还能和已经如此强大的中国对抗？美国国防报告刚进行战略调整，要把俄罗斯和中国视为头号威胁，这边政府就停摆，以致于国防部长马蒂斯这样说：“国会多年来难以通过预算，其对美军造成的损害超过任何其他敌人。”

当然，正如我以前在多篇文章分析过的，西方和美国这个制度既无法选出优秀的领导人，也无法避免民粹主义人物上台。这怎么能和总是可以选出优秀称职的领导集体的中国进行竞争呢？

所以，未来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美国都不会对中国进行实质意义的挑衅。经济上的摩擦会有——这在任何国家之间都是正常的，特朗普就一直用远比对中国更为严厉的言词指责德国操纵欧元剥削美国，而且这种冲突还有世贸组织等裁决机构，美国并不能任意所为。

那么五年或更长的时间来看，东西方会如何？我个人的看法是五年后，西方两大危机将全面激化，而不得不与中国一起携手应对。一是由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自动化导致中产阶级进一步大幅萎缩，民粹主义将成为主流，直接威胁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二是根据人口变化，欧洲全面伊斯兰化将迅速成为现实。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圈英美加澳将不得不独自撑起西方文明的衣钵。在这种情况下，和中国合作应对危机是唯一选择。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最大的历史价值就在于令美国错过最后一个遏制中国的历史机会。

如果作一个结论，应该说未来中国的挑战并不在外部。对于大国而言，外部因素并不能决定其沉浮，内政才是第一位的。苏联之所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垮掉，是因为它自己已经无法持续。不管西方多么妖魔化斯大林，但就在他这个时期，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倒移民：很多美国人为了摆脱当时的经济大危机而奔向苏联。

简单说来，中国的内部挑战包括经济转型、国有企业改革、债务和金融风险、官僚体系在新形势下的惰政、贫富差距、人口老化、社保体系维系与提升、环境治理以及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个个都十分艰巨。但是只要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任何外部挑战都不足为惧。从大势上看，今天中国仍然继续崛起，西方依然继续衰落，根源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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