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近日，郑若麟先生发表长篇宏文《未来五年，东西方冲突将以美国模式还是中国模式发生？》，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交流中，我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他鼓励写成文章一起争鸣，让这个话题引起更多人的思考。于是我也就在此冒昧了。

郑若麟先生长文约一万字，共有四个部分：一、西方从未中断对冲突的舆论动员。二、应建立未来五年中国与西方冲突的研究专题。三、四大力量板块与三大冲突。四、未来五年来自美国的挑衅。

前三部分我都完全赞同，有分歧的是第四部分。或者说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未来五年美国不会是中国的威胁。或者确切的说，美国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美国给中国送来了战略机遇期

首先，从个人因素来讲，以高龄入主白宫的特朗普是一个政治素人，没有从政经验，学习能力和改变也受限。过去一年的执政已经再次说明这个问题。他是一个优秀的商人，但却不是一个称职的国家领导人。

从内政的角度，他上台以后，美国政治更加对立。媒体对他一边倒的抨击，甚至都到了多次出现假新闻的地步。民主党更是抓住“通俄门”不放，穷追猛打。不同立场的民众更上演全武行。身为总统他不但不为冲突降温，反而继续火上浇油，甚至还曾在推特上转发了三条由一个英国极右组织发布的煽动性视频。所以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执政党同时掌控上下国会两院的情况下出现政府关门，这并不令人意外。

从外交来看，一是他主动毫无利益交换地放弃许多过去美国针对中国的牌：价值观、退出TPP。如果此前美国政府对颜色革命还颇有兴趣和大举投入的话，特朗普时代则完全废掉了。

二是他以美国优先为由，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要求其他盟国负起更大的国防等责任，从而与欧洲盟国关系严重倒退，却令中国的全球地位迅速上升。现在，中国不仅在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上继续居于优势地位，就是在过去一直处于配角的中美欧大三角也一跃居上。

三是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禁止多个伊斯兰国家民众进入，将极大恶化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关系，也令中东陷入新的冲突期。除非未来美国改弦易辙，否则这个冲突只会愈演愈烈。

四是和反恐有关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对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战争仍将持续，美国脱身很难。

五是普京很可能于今年3月再次赢得任期为六年的选举。只要普京在任一天，他和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都无法改善，俄美对抗而不得不拉拢中国的格局不会改变。

六是朝鲜在实质拥有核武器后，金正恩政权将长期化，朝鲜核危机也将长期化。除非美国改变策略：承认朝鲜核国家地位，从废核改为限核，双方关系正常化。但从目前看，这种可能性极小。目前特朗普的策略是以贸易换取中国在朝鲜问题的合作，而不是以朝鲜核问题为突破口向中国发难。

另外伊朗核问题也正处于不确定状态，2017年10月特朗普拒绝向国会证实伊朗遵守伊核协议，下一步就有可能退出该协议，这将成为未来新的冲突热点。

简而言之，今天的美国不但主动放弃能够遏制中国的牌，而且还得罪了要想遏制中国所必须依靠的长期盟国，同时还四处烽火，各方树敌。由于美国主动的退出和任性短视的挑衅，令中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大幅上升。应该说，特朗普时代确实是中国没有想到而又渴望的战略机遇期。

这个机遇期对中国的统一也是一样。特朗普奉行美国利益优先，愿意进行交易。他不可能为了台湾而付出任何代价，相反倒很愿意利用台湾谋取美国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既有可能卖给台湾更多的武器，也有可能和大陆达成交易，促成台湾和平统一。

如果未来特朗普连任，这个机遇期将接近十年。如果特朗普只做一任，而且新的总统完全不认同特朗普的治国方向，那么这位新总统至少两年内的首要任务是重新收拾山河：修补特朗普这四年对美国和世界的伤害。这个机遇期也同样会超过五年。

美国政治权力臣服于资本

其次，从制度层面讲，今天的美国也不会和中国全面对抗。

一是由于制度原因，双方对冲突的承受力不同。虽然中国经济总体上仍弱于美国，而且中国对美国拥有巨大顺差，发生贸易战中国的损失或许会大于美国。但由于制度差异，中国承受力却远高于美国。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中心”的民本制国家，衡量政府的合法性标准是绩效、结果而不是权力产生的形式。绩效往往需要一个过程，而不是取决于一时一地。另外中国向来崇尚集体主义，多认为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所以当美国引发贸易战时，多数民众会站在政府一边。即使有少数不满的群体，由于中国是绩效合法性，他们也难以有效挑战和反对。

由于中国只有一个政治中心，也不会有不同政治力量造成的分裂或者为反对而反对。

而美国多个政治力量的民主制强调的是形式合法性，一旦民众不满，会较快通过选票体现出来。既可以针对总统，也可以针对议员。而且他们还会通过各种政治抗议活动施加压力。在三权分立的情况下，议员又是来自各个地方，为了他们个人利益，利用制度安排所赋与的权力封杀总统的决定是很自然的事情。

美国这一制度特点，中国认识的相当深刻。比如最近美国对太阳能板和洗衣机发起反倾销调查，虽然这并非仅针对中国一国，但中国立即回应对自美国进口的高粱展开反补贴反倾销调查。之所以选择高梁，并不仅仅因为中国是美国第一大高粱进口国，而是美国最大的高粱生产州为堪萨斯、德克萨斯和科罗拉多，这些州投票选举特朗普的选民最多，将直接产生最大的经济和政治效应。

至于反对党早已从早期“忠诚的反对党”演变为“为反对而反对”。冷战后国会达成一致的情况也就是对外的反恐战争。2017年特朗普最大的政绩税改法案，反对党民主党全体一致投了反对票。所以，假如中美发生贸易战或者其他冲突，反对党一定会借机发难，想尽一切办法反对。

应该说从美国以及许多地方包括我国台湾的政治实践都说明了一点，西方这套制度设计违反人性。在野党要想执政的前提条件是执政党表现的差。这除了取决于执政党的能力大小之外，还取决于在野党的阻挠甚至破坏。那种以为通过在野党监督进而达到令执政党表现更好的设计是违反自利人性的。事实证明也是不可行的。比如国民党执政时和两岸达成的服贸协定。台湾服务业的水平和竞争能力领先于大陆，大陆出于促进两岸统一的需要也是尽量让利，这一协定对台湾有利无弊。结果民进党却在“立法院”全力阻挡，甚至采用暴力手段、利用非法占领“立法院”的学运，最终令服贸协定被废掉。可是民进党一上台，就宣布过去国民党时期通过的两岸协定完全接受和遵守。

再者美国文化是个人主义的，个人利益至上，在大部分情况下，不会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事实上西方民主之所以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这也是根源之一：民众享有一人一票所获得的权力，却没有承担相对应的责任。英国公投脱欧，许多民众根本不了解退欧后的后果，甚至有很多人都不了解欧盟就投了票。

第二，中国的民本制成功应对了来自资本和大众的挑战。资本力量再强大，也无法掌控政治权力。所以中美发生贸易战，受到损失的资本和财团也只能承受，而无法向政治施压。

这一制度特点在今天全球化时代极为重要。因为资本已经去主权化了，台湾著名企业家郭台铭就公开声称商人没有祖国。脸书的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Eduardo Saverin）竟然仅仅为了避税（资本利得税）就放弃美国国籍而入籍新加坡。如果政治权力成为资本的附庸，就成为资本在全球谋取利益的工具，牺牲的必然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可以说在全球化时代，真正能够捍卫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只有政治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