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最有趣的事情又发生了，赫尔利带了他的五点方案去延安，共产党提出新方案之后，他居然认了。赫尔利认为共产党提的要求，只是结束一党专政，在政府中民主地享有份额，这不仅不会损害国民党的利益，而且会在政治和道义上加强国民党，认为这东西符合美国的原则。中共当时要提的是联合政府，联合政府不是中共参加国民党主导下的国民政府。核心的区别有两条，共产党的一个方案，第一就是联合政府是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第二，“抗日军队应遵守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公平分配”，而不是蒋介石领导。赫尔利对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任何概念。

11月10日上午，征得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之后，毛泽东在文本上签字，赫尔利也签了字，这就间接代表赫尔利与中共达成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也就是五条协定草案，就是第二个“五”，“五五三” 第二个“五”。对于中共来说，这意味着这份协定是不会再改了的，蒋介石是否接受，赫尔利作为调停人应该代表调停方，去压国民党接受这份协议。

签字当天是星期五，赫尔利作为证人也签了，这个“五”其实把第一个“五”就推翻掉了。赫尔利很开心，觉得星期五是他的幸运日。赫尔利生日、结婚、第一个孩子出生、拿到第一枚勋章都是在星期五。如果这次能达成了中国协定，遇到星期五真是各种好事成双。到重庆以后，宋子文和蒋介石直接把他“一巴掌拍地上”。宋子文告诉他绝对不会同意，蒋介石说如果同意成立联合政府，等于承认国民党被共产党彻底打败，等于把联合政府的控制权让给了共产党。

这个时候，赫尔利瞬间想起了史迪威。他担心自己成为第二个史迪威。他担心，如果坚持这份他跟共产党达成的协定，蒋介石一个电报发给华盛顿，换人。他要是像史迪威也被换掉了咋办？所以他决定向蒋介石让步。

11月19日，王世杰向赫尔利提出三条反建议，“第一，中共军队整编为正规国军，均享补给，与其他部队同等待遇，国民政府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第二，中共对国民政府之抗战，及战后建国应全力拥护之，并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及委员，以委员资格参加军事委员会。”这个军事委员会主席是蒋介石，是个空架子，他平时从来不开会的。蒋介石从来是通过命令的方式下达指令去执行的。

“第三，国民政府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等各项人民自由。”完全不提联合政府，只要求中共服从国民政府指挥，交出军队。这表明国民党没有兴趣让步。

然后赫尔利接受了，11月21日把国民党的对案交给了周恩来，要周恩来去承认。周恩来说，这是要我们投降啊？这时赫尔利就贱兮兮地向周总理说，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人不想把军队交给国民党指挥，国民党当然也不会接受所有的军队归你们共产党指挥。那么能不能找一个你们双方都信任的外国统帅来帮你指挥一下，比如说我？周恩来看了他一眼，说，我回延安去了。到这时候，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这个方案标志着赫尔利在中国调停信用的破产。对于共产党方面来说，这显示出美方没有任何诚意去承担一个秉公持正的角色。但是共产党还想尝试。1945年的1月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美军观察组的组长雷·克罗姆利上校，向美国最高当局转达一个消息。“延安政府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重复：非官方的）团体去美国，向美国感兴趣的民众和官员，解释当前中国的形势和问题。以下完全是他们的非正式建议：只要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接见作为一个中国主要政党的领袖的毛和周，那么他们两人或者其中之一，可以立即前往华盛顿参加探索性的会谈。”

在被赫尔利摆了一道之后，中方尝试绕开赫尔利，直接接触美国的最高层。而且电报里面还加了一句话，上面写着“魏德迈亲启”的电报，发到了重庆，其中引用周恩来的话来说，“绝对不能让赫尔利将军得知此事，因为我不相信他的判断力”。但是这两份电报赫尔利都看见了。后果是，赫尔利认为存在一个由史迪威将军、高思大使，及他们的特工人员和官员酝酿的中共对美国的阴谋，其矛头是针对蒋介石和赫尔利本人的。

1月14日，赫尔利在给罗斯福提交的报告当中，立刻开始告状，说当时的美军观察团团长包瑞德要向共产党人提供的武装物资，要美国对共产党外交上的承认，并且搞垮国民政府。如果共产党这个武装党派得以和美国陆军达成这样的协议，那么我们拯救中国国民政府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

罗斯福当然震怒，要求马歇尔调查此事。魏德迈报告说，有讨论过这个计划，但那只是一种假设。但是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赫尔利就认为共产党、共产党的间谍或共产党的同情者渗透了美国国务院，在后面搞他。后来麦卡锡主义的所谓美国国务院几百个名单，就是政客建立在这种猜想之上。

经过这么一闹，赫尔利和魏德迈加强了对延安的封锁，要求不经赫尔利明确同意，美军飞机不能运送非美国陆军成员去延安，而且还亲自审查那些所谓的意识形态记者。在此过程当中，美国的职业外交官在他们的权限范围之内，对赫尔利这种错误的主张进行了斗争，给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估报告。

这一侧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另一侧是极端化的、反对共产党人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在中美两国之间，双方的位置中间是所谓的美国国家利益，相对而言，跟意识形态保持一段距离。在这样的情况下，赫尔利他们这些“反华力量”，它基本靠近的是意识形态这一端，而所谓被他们后来称之为“中国之手”的，就是那些中国的研究者或者是同情的力量，它更加在中间和相对客观的位置。但是从赫尔利这端来说，因为他足够“右”，所以他看什么都是“左”的，他认为这帮人亲华，其实没有。这些观察团，只是给出了一个很简单的建议，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应该采取一种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不要因为意识形态所绑定。这种绑定从中长期来看是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这种判断有道理，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945年3月，赫尔利回了一趟美国。3月24日。他在会见罗斯福的时候，看到罗斯福向他出示的雅尔塔协定及其秘密议定书。经过这份议定书，他得出了一个结论，美国政府将在政治上坚定地支持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赫尔利押宝押对了。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赫尔利在看到协定和其秘密议定书后，断定美国将坚定支持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

另一方面，3月27日，赫尔利、魏德迈和美国的参联会进行了讨论，认为只要给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一定的援助，共产党就是可以被镇压下去的。对他们来说，山沟里的 “土包子”、装备落后武器的军队，怎么可能打得过我们？不可能的。但也就是这种乐观情绪，最终酿成了一个重大的事件。

1945年的4月2日，在离开华盛顿的前夕，赫尔利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这个招待会上，他开始撕破原先在形式上维持的中立立场，开始明确“扶蒋反共”的政策。当然这政策不是赫尔利定的，而是美国政府。赫尔利只是把它挑了出来。在这个会上，赫尔利第一次把中国共产党和封建军阀相提并论，指出达不成协议的所有责任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他甚至说，只要中国的武装政党和军阀还有足够的力量反抗国民政府，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联合。

另一方面，谈到蒋介石的时候他说：“在中国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蒋运用了他的所有权力，然而他不是法西斯，他不是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把他所拥有的一切权力，交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是为蒋介石涂脂抹粉。赫尔利对中国的想象，取代了中国的现实。

新闻发布会是4月2日开的，10天之后罗斯福就去世了。有学者认为当时罗斯福的身体已经很差，他已经没有能力对这么复杂的事态进行管控。赫尔利利用了这一点放大了自己的权限。有没有这种可能？在政治授权和政策执行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这种情况。但是毫无疑问，赫尔利对于大政方针的理解，和美国罗斯福为代表的核心决策层是一致的。因为如果真的是不一致的话，他会被撤的。

当然中美之间的这种变化，还有两点值得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