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到了21世纪，当中美关系即将走入下一页，以更加均衡的力量关系构建，寻求构建一种更加稳定的战略关系的当下，我们去看看这本书，去看看中国和美国交往的起点。那个时候甚至还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在延安，在黄土高原，在窑洞里，一群经历了两万五千里艰难困苦行程的人们为打造一个新中国而努力的时候。在起点，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走向今天的一些内生的动力和深层的机制。

作为一名文笔很好的作者，斯诺经常会记录一些让人一开始会会心地一笑，然后让你迅速陷入思索的一些场景。比如他在讲通向西安之路的时候，在坐着很不舒服的狭矮的火车里，他介绍了两位旅伴，一个年轻人和一个面目端正、留着一绺花白胡子的老人。斯诺坐在车面喝着浓茶，青年很快跟自己攀谈起来，不免谈到了政治。年轻人已经结婚了，他妻子的叔叔是个铁路职员，他拿了一张免票证，他靠私人关系坐车。他说他要回到离开7年的四川老家去，但据说他的家乡附近有土匪在活动，所以他不肯定能不能回去。斯诺一听到土匪就来精神了。说“你说土匪是说红军吗”。“不不不”，那个年轻人马上纠正。“不是红军，虽然四川也有红军，我是说土匪”。然后斯诺记者的精神就开始发挥，问道：“可红军不也就是土匪吗？报纸上总是把他们称为‘赤匪’或者‘共匪’？”

“啊，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年轻人开始解释，“报纸编辑不能不把它称作土匪，因为南京命令他们这样做。他们要是用共产党，或者是革命者的称呼，那就证明了那个编辑自己也是共产党，于是就会有麻烦。”

“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红军，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样吗？”一个非常标准的记者提问，甚至有人会说CNN、 BBC的套路是祖传的。有意思的是，就像在街采的时候会被怼一样，斯诺悄悄地被怼了一下。年轻人说：“这个就要看情况了，有钱人是害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甚至他们还欢迎他们。”说到这里，后面有一段很传神的描写，年轻人不安地看了老人一眼，老人坐在那留心地听，但有些好像又显得并不在听的样子。

写到这，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懂得红军不过是要利用他们”，“他们以为红军说话是当真的”。很明显这个小年轻知道一点红军说的话，但是又不完全了解。斯诺就说：“那边他们（红军）说话不是当真的了？”年轻人说：“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跟鸦片，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他们不仅是说要重新分配土地，事实上他们也这么干。“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斯诺引导小年轻。

“但是，” 年轻人自己的观点出来了，“他们是坏人，他们杀人太多了。”这个时候极具戏剧性场景的一幕出现了，这时花白胡子的老先生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面孔，十分心平气和地对着斯诺和年轻人说了一句惊人的话：“杀的不够！”两人听了目瞪口呆地望着他。如果一幕电视剧里面如果出这样的话，这时候弹幕肯定是铺天盖地而来。

这就是当时的中国民众对于红军最朴素的看法，变革的气息扑面而来。在从西安走向保安的路程当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插曲。当斯诺在半路上被白匪跟踪了。他走在前面，在一个地方遇到了当地人。于是他就描述了最初的见面，他被一个当地的人带到了一个叫百家坪的地方，并将斯诺介绍给了一个苏维埃工作人员。斯诺说我刚刚准备坐下来跟他们开始谈话，突然一个束着军官皮带的青年指挥员骑了一批汗流浃背的马疾驰而到。这人是安塞赤卫队的队长，他刚刚跟一百多个民团打了一场遭遇战回来，这些民团是在后面跟踪斯诺的。

斯诺当时发现他经历了很具有戏剧性冲突的场景，一方面从他本人的真实情况来说，他是从国民党占领区去找共产党，如果他被后面的白匪抓到了，他会被认为是共产党的人，而他刚进了共产党占领区，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一双警惕的眼睛，就是一个少先队员、一个农民跑了好几里地跑到了安塞，向当地报告说民团正在入侵。而带领民团入侵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洋鬼子，也就是斯诺。

斯诺被当成一个当地反动政府请来的外籍反动军官，带了一百多个白匪要入侵安塞。斯诺觉得这个事情略搞笑。而正在斯诺感到担心，他们会不会真的把我当成带领那些民团的头子时，一个人出现了，是一个非常清瘦的青年军官，他长着一脸黑色的大胡子。他走上前来，用温和文雅的口气向我招呼：“Hello，你想找什么人吗？”斯诺单独指出，这位仁兄是第一个用英文向他打招呼的人。斯诺瞬间就反应了过来，他之前还是做了功课的，他遇到了周恩来，其实周恩来在这里等他。

1936年，周恩来在陕北 来源：《红星照耀中国》

斯诺对于延安的访问，其实是双方以一种不那么刻意的方式共同合作的结果。共产党人希望找一个合适的美国人或者是外国记者对延安进行一次访问，介绍延安的真实情况，介绍共产党人的真实情况，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然后大家发现斯诺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所以他才那么顺利地到达了延安。在周恩来的介绍之下，他非常顺利地又从安塞出发，开始向保安移动，去见毛泽东。

1936年7月13日傍晚，毛泽东步行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看望到达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对他们来苏区访问表示欢迎。斯诺是这样描述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况的。“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才来，他用劲和我握了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暄了几句，要我在同别人谈过话后，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认识方位，然后去见他。说完之后，他缓步走过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雾霭中散步去了。”

对于第二次见面散步，斯诺是这样写道：“我第二次看见毛泽东是傍晚的时候。他光着头（没戴帽子）在街上走，一边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在认真地做着手势。他带着浓重的湖南方言，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时才知道。”然后接下来斯诺就像他一贯的描述经常用的，“南京虽然悬赏25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与旁的人在一起行走。”

就是说斯诺在陕北看到的每一个人，这边有点《海贼王》的意思，每个人头上都是一个悬赏的。然后斯诺特别想写出的反差就是，悬赏越高的人，他身边看不出荷枪实弹的保镖，前呼后拥地给他提供安全保障。他们极其安全地就像鱼生活在水中一样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

斯诺跟毛泽东谈了好几次，他说关于毛泽东我可以单独写一本书，谈了很多故事，讲了很多怎么样成长起来的，他自己说跟毛泽东谈话以后写的访问记录有大概2万字。

对于毛泽东的记述，有一个核心的点希望大家了解的。他是这样形容毛泽东：“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绝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困、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做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斯诺专门强调了一点，他发现毛主席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这点和很多对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的刻板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在长征途中，红军也是能听无线电新闻广播的，在西北他还出版着自己的历史。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斯诺这样写：“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我就回答不上来了。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是令人很感兴趣的，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他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罗斯福新政和外交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对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有评价。他认为这两人是走江湖的骗子。但同样是骗子，墨索里尼要相对能干一些，是一个权术家有历史知识。希特勒是一个资本家的没有意志的走狗，是傀儡。毛泽东还读过很多关于印度的书，他对这个国家有一定的看法，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取得真正的独立的。他问到斯诺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同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毛泽东对于哲学的理解就更不去多说。

然后他的精力是第三个让斯诺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毛泽东每天工作13至14个小时，经常到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自己少年时期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以及他在学校念书的刻苦时期。

斯诺与毛泽东在保安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在斯诺跟毛主席的交谈当中，包括毛泽东的年谱，中间重点记述过一段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毛主席说：“我们对于外国的希望是什么，我们希望友好各国，至少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而是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帮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而对于世界的看法而言，尤其是包括如何对待世界友好的国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全面的、立体的、丰富的，而不是一刀切的。

斯诺问毛泽东苏维埃是否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毛泽东回答，那些援助中国或者并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国家，应该请他们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友好关系；那些积极援助日本的国家，当然不能给予同样的待遇。在当时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对于友好国家，中国愿意和平谈判互利的条约。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上跟他们保持合作。后面有一段给我巨大的震撼，因为他挑战了我的整个认知结构。

“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么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4亿5000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的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文化的水准。”

这段话它中间的核心意思，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国人口所具有的消费力量对世界的意义。中国领导人关于进博会，关于中国市场变成世界的市场，关于让世界搭乘中国改革开放的快车，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的利益的时候，都可以听到类似的论述。而第一次这样的声音响起，是在陕北窑洞里，当时中国的革命还在黑暗当中摸索，前景还不明确，但是领导人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已经有了清醒而坚定的认识。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为何走向成功，在相当程度上也提醒和告诉所有关心中国，希望跟中国发展友好关系，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的人，请务必克服基于不对称的信息、意识形态的偏见所形成的，狭隘而坚固的刻板印象。除非你能够突破这种刻板印象，否则你对中国就很难形成全面完整的认识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