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高速崛起。美国今天的战略选择，一大部分是尝试对中国给出一个面具化的刻板印象，这刻板印象建立在错误的意识形态认知的基础之上，然后从冷战时期，抽取一些过时的战略和方法应用到中美的战略竞争当中来。这种战略选择经历了特朗普政府四年极其极端的尝试，在拜登政府这儿以一种非常诡异的、自相矛盾的，或者说充满内生张力的方式继续

持续运行下去，而这种运行对中美关系注定会产生非常深远的不良影响。

尤其是从中国的角度上说，要消除这种不良影响中国如何做出回应？我们同样需要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的交往当中去吸取经充分的经验，去寻找充分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美国人有时候怎么想，你没有办法左右。我们自己去认识和理解那段历史，也至关重要。

首先我们也有刻板印象要破除，当我们讲起第一代领导核心，讲起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所推行的主张，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认知和影响。但事实上丰富的史料告诉我们，相当多的时候我们的认知也是需要不断更新的。

比如说在毛泽东同志的年谱当中，你会发现当斯诺到了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跟他进行谈话，而谈话当中相当的部分是在讲中美之间的正当贸易，讲美国如何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持久的收益，讲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毛主席告诉斯诺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一个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人民站起来的中国对美国会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他明确地告诉斯诺，我们这边有四万万五千万人，他们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之后，对于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美国可以从中获得自己巨大的、同时是正当的利益。

没错，毛主席在那个时候就跟斯诺讲美国可以从中国的市场当中去获益。他确实没有讲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但是在他的构想中，在一个对等的中国的主权和核心利益得到必要尊重的双边关系当中，中国是向美国开放的。美国可以从中国获得利益，但是这种利益的获得必须是正当合法的，是对等的。

我们会发现历史是非常鲜活的。而这种鲜活的历史，同时告诉我们第二个道理，中美之间颇有一点不打不相识、不打不成交的历史上的缘分。对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核心领导人来说，在跟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也形成了一个经验，对于美国，基本上中国采取的策略一般都叫做“以斗争求团结”。

虽然双方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认识目标诉求和主张，但是我们仍然有很多可以合作共赢之处。即使在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极其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有可能达成这种合作，而这种合作的达成不是一味地忍让、一味地妥协，更不是所谓美国提条件、拉单子，中国完成作业，而是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这种斗争历史会展现出自己非常多元化的一面，会告诉你很多非常有趣的细节。

比如说在赫尔利使华这个问题上，他体现出了那种有很特别想法的美国人的脑洞。赫尔利向同样作为调停组成员的周恩来，给出过的一个建议：当时的国共两党在中国要搞联合政府，联合政府下面要把自己的军队交出去接受改编。但是两党相互间无法信任，赫尔利提出可以找第三方的人来当军队的统帅，这个人要对中国非常了解、对中国心怀善意、同时能力很强，说着说着最后冒出一句，“比如说鄙人赫尔利，我也许就可以当统帅”。

1944年9月6日，赫尔利到中国调解国共关系（资料图）

这是周恩来年谱里面讲的，不是我瞎编的。赫尔利跟周恩来真说过这话，大家可以想象赫尔利说了这番话之后，周总理那个时候大概强力克制住去摸摸他的额头，说“你烧得不轻是吧”。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就是在这一系列的过程当中，历史一页一页翻过去了。

当然对中美早期历史熟悉的人都知道，后来1949年10月1日之后，尤其是1950年，中美在朝鲜战场上刀兵相见。抗美援朝爆发的时候，在美国国内进行过一场讨论，所谓谁失去了中国。

从一开始共产党就不想跟美国闹掰，共产党是有很大诚意的。但共产党也是有核心关切的，这不是基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基于共产党那些早期领导人的个人认知，而是基于中国的客观诉求。客观诉求至始至终只有一个，就是请你美国尊重我中国的核心利益。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交往，我们可以合作，但不要老想着居高临下，不要老想着在中国占便宜，美国可以获得正当的收益，但也仅仅只是正当的收益。

实事求是地说，正当的收益在反映中美双方实力对比，当美国人实力强的时候就可以多拿一点，这个很正当，但是当双方实力变化的时候，利益的分配就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也很正当。凡事不能挑只对一方有利的，一切从事实出发。

中美的早期交往史是非常丰富的。除了双方的实力有重大的变化，中国的领导层对于世界的认知当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然更加重要的是这个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但撇开这些变化之外，影响中美关系，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之间、美国战略精英之间的关系，那些因素始终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第一，认知框架。首先一个符合实际的认知框架包括符合自己可行的、切实的、恰当的国家利益；其次，符合双方关系的实际，同时符合时代的要求。有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中美关系就可以走得顺畅一点，没有这样一个框架，中美关系就会摩擦一点。

第二，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亦或者像我们的总设计师说过的，中美关系终究要好起来才行。一个稳定的、健康的、对等的中美关系对于双方都有利，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中美关系从来都是两利的，不存在中国单方面薅美国羊毛的事儿，也不存在美国居高临下恩赐中国的事儿。

第三，这种错误的认知必须加以有效的更正，什么时候美国能够克服这种错误的认知，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去观察、去认识、去了解，然后和共产党人打交道，中美关系就会往前走。近期美国很喜欢说的，从实力地位出发跟中国进行谈判（negotiations from the position of power），是里根政府开始的用词，对美国外交史熟悉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是什么含义。想居高临下硬压中国，在核心国家利益上侵害中国发展，那中美关系就会出现重大波折。

第四，中美关系必须把意识形态的分歧处理好——我们曾经处理的非常好，美方要克服的首要问题，就是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工具化，或者是人权的工具化。不要以为可以把意识形态，作为一项政策工具来占中国的便宜。

中美双方从早期历史开始，可以在意识形态上面存在不同的认知。但没关系，双方是可以找到务实的解决办法的，当然首先是要找到需要共同应对和解决的问题。在美军派驻延安观察组里，有很多军事军官，他们关注的是中美当时在抗击共同的敌人——日本人，其中所能够进行的合作。无论是气象情报，还是让中国抓获并且成功转化的日本前战俘（后来变成了反战人士），包括一些日本的共产党人。他们可以跟美国人合作，帮美国人改善对日心理作战的材料，在战场上美国对日本搞心理战，这边我们可以给他出主意。

再比如进行情报合作，美国观察组在延安建立过气象站。这些气象站为美国对日本本土的轰炸行动提供气象情报，延安气象站的情报是最准的，中美双方可以在这种领域展开合作。美国战略信息局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日本占领区开展的敌后游击队非常感兴趣，因为那边提供了关于日本军队最准确和详实的情报，远远超过当时的重庆方面和蒋介石提供的材料。在那么困难的时期，在那么不对等的条件下，在双方意识形态的差异比今天大了不知道多少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找到这些务实的功能性合作领域。

毛泽东、朱德与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机场。（资料图）

今天中美双方的实力发展到了这里，在经济全球一体化支撑的宏观背景下，又共同面临类似于气候变化，或者是新冠疫情这种全新的全球治理问题和合作的需求。实力大幅度提升的中国不断地向美国坚定地表示了进行合作的意愿，中美关系有什么理由搞不好？有什么理由让中美关系莫名其妙地被一小撮人绑架，走向冲突的边缘？这里责任在美国那一方。

坚定我们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走去。在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60年代一直到中美关系破冰，以及一路走来的中美关系。中国对于中美关系始终保持着善良的愿望，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在经历了深重苦难之后，内心深处良性品格的天然投射，是共产党人根据中国自身发展、中长期利益所作出的坚定选择。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有了坚定的认识、清晰的分析框架之后，面对反复横跳的美国，我们要学会有理、有利、有节，聚焦于我们的核心利益，和美国展开坚韧不拔的战略博弈，而很显然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中美关系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和波折之后，有理由、有信心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期是概论部分，接下来的一讲，我们会讲到20世纪30年代，一个美国记者克服重重困难，到陕北对刚刚结束长征没有多久的红军进行采访，写出了让全球尤其是西方世界为之刮目相看的《红星照耀中国》，曾易名为《西行漫记》。谢谢大家。

（整理/观察者网 赵珺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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