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遇到的地外文明是一种后生物时代的人工智能，那么人类和它的首次接触就会更加棘手，因为这个文明的世界观可能是双重异化的。它可能不会有同情心，因为同情心不是智慧的根本性特征，而是一种由历史和文化在演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情感。这种文明的行为逻辑可能超出人类的想象，它可能已经把整颗星球变成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而且，根据牛津大学学者桑德伯格、阿姆斯特朗和奇尔科维齐的研究，这样的文明可能觉得当前的宇宙太热了，不利于长期的、节能的计算。因此它也许会避开观察者的视线，切断能源进入一场持续数亿年的无梦休眠，直到宇宙已经膨胀并冷却到适合进行长达许多纪元的计算时，才会苏醒过来。

牛津学者SETI论文《不死长眠：解决费米悖论的夏眠假说》

就在我迈过最后一道台阶登上观测平台时，感觉地球仿佛超级计算机一样嗡嗡作响，这是因为山间昆虫响亮的鸣叫声被这台望远镜的球面结构放大。在高台上，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射电望远镜，而是周围的喀斯特地貌，奇形怪状的山峰耸立着，仿佛方圆数百平方英里的区域内布满玛雅人的金字塔，它们在被植被掩映下长成了各种怪异的形状。它们向四面八方蜿蜒，一直连接到天边，近处的山丘呈现深绿色，远处山脊看起来似乎是蓝色的。

在这混沌的自然景观之间，是射电望远镜壮观的球面结构，它足足有五个足球场那么宽，如果用来装大米的话，足够容下全世界每个人两碗的饭量。这是技术崇高性的真正体现。它的巨大规模让我想起了美国犹他州的宾厄姆铜矿，但却没有后者那种忙碌而强蛮的工业氛围。天文台在大地上冷静地凹陷下去，与自然合为一体，如同上帝用指尖在地球外壳上按压出一个光滑的正圆形银色凹痕。

我在雨中坐了一个小时，看着流动的乌云在天文台上洒下摇摆不定的光影。它的数以千计的铝三角板呈现出马赛克效果：一些变成亮银色，另外一些变成淡铜色。如果某个遥远智慧文明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将在近期到达我们的星球，它将被这个金属酒窝般的天文台捕捉到，传至接收器，便于人们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尽管目前的国际协议要求世界各国披露与外星文明的首次接触，但这些协议都不具有约束力。中国收到信号后，也许会公开消息但对信号来源位置保密，以免某些边缘组织自作主张向外星文明发出回应；也许这个信号将成为中国的国家机密，但即使如此，其国际合作伙伴也存在不听指挥的可能性；又或者，中国自己的科学家会将信号转换成光脉冲，让它在遍布地球的光纤电缆网络中自由飞翔。

在北京时，我曾让刘慈欣暂时把黑暗森林法则放在一边，想象这个情景：中国科学院突然打电话告诉他发现了外星文明的讯号。

刘慈欣会如何回应宇宙文明的信息？他说他会避免过于详细地描述人类历史。“这叫厚黑”，他说，“这样我们看起来会更具威胁性。”在彼得·瓦茨描写首次接触的小说《盲视》中，仅仅是提到作为单独个体的自我，就足以让外星文明把人类看作生存威胁。我提醒刘慈欣，只要那些遥远的文明长期监测适宜生命栖息的星球，就可能观察到地球大气层中原子弹爆炸时的闪光。因此，是否透露人类历史的决定权也许不在我们手上。

刘慈欣对我说，人类与外星文明的首次接触还会造成人类内部的冲突，甚至引爆世界大战。这是科幻小说的一个流行主题。在去年获奥斯卡提名的电影《降临》中，地外智慧的突然出现激发了末日邪教的形成，世界各大国急于理解外星人的信息，在彼此竞争中几乎走向战争。刘慈欣的悲观态度是有现实根据的：1949年，厄瓜多尔电台重播奥森·威尔斯模拟外星人入侵的《世界大战》，引发骚乱造成6人死亡。“历史上，人类曾因为许多更容易解决的问题爆发过冲突，”刘慈欣对我说。

《世界大战》想象中的火星人攻击英国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