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美国选战日渐进入高潮，美国总统候选人们正在将目光聚焦到中国以及中美关系上。早在今年2月，特朗普就曾表示：如果自己赢得大选，不会和中国发起贸易战，但会继续征收高额关税，针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至少要收60%的关税。不久前他又声称，除此之外，还将对部分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在内的商品高达200%的关税。

而美国总统拜登在本届任期内将中美高科技脱钩向前推了一大步；作为拜登退选后的接棒人哈里斯，此前尚未表达出将在主动削减关税等方面的意向。

面对未来潜在的关税挑战、美国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无端指控以及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观察者网与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雷米·埃雷拉教授进行了一次深入探讨。

【文/观察者网 唐晓甫】

观察者网：特朗普在2016年上任后，美国就以减少对华贸易逆差的理由对华持续开展贸易战。但这些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并没有显著下降，甚至在2018年和2022年分别创造了4194亿美元和3829亿美元的历史前二的贸易逆差记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中美之间是否存在美国所说的“不平等贸易”？

埃雷拉：几十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几乎一直持续扩大。这对美国整体经济不利，也成为了华盛顿对北京发动贸易战的借口。根据美方的说法，美国在中美服贸记录中的赤字，就可以证明特朗普宣称中国每年从美国“榨取数千亿美元”资金然后注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说法的正确性。

不可否认的是，确实有财富从逆差国转移到了顺差国的现象。但事实是否真的那么简单？这种逻辑基础坚实吗？所谓的“财富”究竟是什么？

在这里，我不仅质疑中国从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中获益的观点，更质疑这些交换的“公平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非主流经济理论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提出的问题。

通过多种方法测量的不平等交换揭示一个事实：对于给定量的服贸交换，一个经济体中工人的总工时可能会高于其伙伴国的工人所能提供的总工时，这将导致价值从前者转移到后者。只有考虑到对应于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国际价值的转移链，才能反映两国贸易之间真正的财富再分配效应。

正在进行高炉出铁作业的鞍钢工人新华社

有幸在我与中国教授同事们进行的一项科学研究中，我们非常严谨地计算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这些计算运用了几种不同的方法，但得出了非常相似的结果：在过去四十年里，美国和中国之间存在不平等交换的现象；这种不平等交换牺牲了中国，有利于美国。

因为研究显示，两国交换产品中包含的劳动内容是不同的：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服贸产品包含的总工时，相比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服贸产品中包含的总工时多得多。

我们计算出，在新冠大流行发生前，中国工人平均每6.5个工时的劳动可以交换美国工人一个工时的劳动。而在过去四十年中，这个数字为121个工时。总的来说，在这四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不平等交换水平明显下降，尽管后者并未完全消失。

这种不平等交换反映了价值从中国转移到美国，而且覆盖了中美经济活动中的多数领域，包括纺织、服装、皮革制品行业、家具和其他用品、电气设备和机械、航空运输、木制品、橡胶和/或塑料制品、化学品，甚至会计和管理咨询活动。

所以我们认为，对中国不利的不平等交换仍然存在，但美国在交换中的优势也在减少。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由于美国的优势正在减少，特朗普的美国政府才发动了这场贸易战。

事实上，贸易战无非就是一场由国家发动的商业危机。这场中美贸易战显然是由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为了阻止美国相较其新兴竞争对手中国的贸易优势被逐渐削弱的尝试。但是这个解决方案反而可能导致相比于贸易优势被削弱更严重的后果，比如美国贸易逆差在稳定后进一步增加的情况。

观察者网：您如何看待西方指控中国出现产能过剩问题？这种指控背后反映了中西方模式之间的什么区别？

埃雷拉：的确，近几十年来，中国在一些经济领域中可能出现了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意味着这不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形态，肯定存在一些不平衡和很多不足，依旧面临巨大挑战。

我认为现在不应该询问中国的“反模式”（counter-model）（即社会主义的，而非资本主义的）能否在其他地方被复制，而是尽可能谦逊地、客观地试图理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原本内核。现在在西方，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所走的道路进行诋毁、美化或者简化是非常常见的，但这并不正确。

事实上，由于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将私人资本所有者和持有者阻隔在最具有战略意义的生产领域之外，同时由于这些资本的所有者和持有者并没有实现对党和国家机构的征服和规训，我认为中国现有体制并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中，中央的计划依旧拥有决定性影响力。

中国在社会主义概念中加入初级阶段的概念表明，他们也认识到现在的社会主义远非完美，在长期社会主义转型的运作中，有很多矛盾需要解决。

“昆仑号”完成首条高铁架梁任务。新华社记者宋为伟 摄

在此，我列举几个大型公有制公司在中国经济中重要作用：他们可以在初次分配中为员工提供更多收入；国家可以更自由地采用最适合的管理模式；最后，公权力可以更轻松地参与集体项目服务。

此外，国家通过直接参与机构管理，可以直接参与国资利润分配，以此来支持其所需要的公共实体。同时国有企业也可以享受很多优势，包括国有银行的授信额度和利率优势。而这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