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学者与教育从业者就呼吁利用美国大学的选拔机制，通过多重手段“影响”家长与学生。比如，2017年，托马斯·斯科特-雷顿（Thomas Schott-Railton）在《耶鲁法学与政策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极具煽动性的文章，呼吁精英大学向曾就读于（高贫困率的）K-12公立学校的申请者提供可观的入学补助金，哪怕他们并非来自低收入家庭。他认为，“通过奖励这类申请者，美国大学将能调动全国各地的私人角色来实现教育资源整合。”

先不谈利弊，这个提议的确说明了精英高等教育对美国中产阶级及以上家庭的庞大影响力。斯科特-雷顿的提议可被看做让常春藤盟校推进一个很可能遭到国会拒绝的政策目标。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达成立法妥协非常困难。赢得大学招生办公室的支持则显得相对更加轻松。

这种规训式的力量带有意识形态特征，而且并不总是那么微妙。2018年，耶鲁大学的一位招生负责人发布声明，向潜在的申请者和已被录取学生保证，如果他们在高中时期因参加要求控枪的社会游行而遭受退学或其他纪律处分，这并不会影响耶鲁在选拔环节对他们的评价。这位负责人表示，“对于能进耶鲁的学生，我们期待你们对社会正义问题有充分认识。”假如耶鲁出一份类似的安慰声明，称学校对申请者参与“反堕胎”游行而感到骄傲，可以设想，发布这份声明的招生官会受到什么样的指责。

一批哈佛非裔学生在支持“平权法案”政策的同时，开始抗议大学采取的传承录取模式

结果是，在进步的大学行政人员与招生官操纵下，能够决定年轻人命运的美国精英大学招生程序，已经异化成一种将进步主义理念转化为精英社会规范的工具。

这自然引出了常春藤盟校所代表的精英主义可能已经在走下坡路的原因。

如果说，进步的精英主义让一小部分精英大学在道德层面的进步主义与他们所期盼的精英主义间达成了和解，那么，当常春藤盟校招生官重塑社会规范的权力不再以种族正义为诉求时，又会发生什么呢？自从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大学生公平录取组织的判决限制了种族偏好，加上拜登政府宣布对哈佛的传承录取模式开展民权调查以来，这一做法便开始遭受猛烈抨击。阿默斯特学院于2021年10月放弃了传承录取的做法，维思大学今年7月宣布跟进。如果沙姆斯·欣的观点是正确的，当传承录取的模式终结后，就算精英教育对毫无背景学生的象征性价值还能存在，其作为社会和文化资本来源的价值也将大大缩水。

反过来，这将为另一种致力于实现不同价值观的高等教育机构创造机会——甚至可能复兴上世纪中叶对美国精英教育的愿景：促进社会向上流动性，向年轻人传授爱国主义与公民责任感。

而那种愿景，至少是当前美国红州和紫州（即摇摆州，观察者网译注。）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措施背后的动力，这些地方的许多选民、州政府官员与慈善人士都对常春藤盟校所代表的进步主义心怀芥蒂。在公立研究型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该校的公民与经济思想和领导力学院近年的招生人数激增。在田纳西州，州长比尔·李（Bill Lee）正通过州立大学系统创办一个类似的教育机构，旨在向学生教授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

此外，还有佛罗里达大学（University of Florida）的汉密尔顿古典与公民教育中心，这是由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目前在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执教的威尔·英伯登（Will Inboden）新发起的机构。佛罗里达大学在盖恩斯维尔校区拥有超过6万名学生，已经成为全美最受尊敬的公立大学之一。随着“阳光之州”经济与人口的快速扩张，这所大学的发展前景十分光明。设立汉密尔顿中心的目的是促进多元化思想、提升全校乃至全州的公民教育质量，也是在押宝佛罗里达大学的巨大潜力。一种可能的结果是，汉密尔顿中心将为创建一所全新的文理学院提供土壤，它将能与宾大或哈佛等名校竞争，吸引来自不同社会与种族背景、聪明能干的学生。迄今为止，佛罗里达大学还没有在推动社会阶层流动性方面发挥出“灯塔”的作用。但这种情况可能很快改变。

没有人指望这些刚刚起步的努力能够动摇常春藤盟校及其同行处在美国高等教育金字塔尖的地位，至少现在还不可能。但能够确定的是，许多年轻美国人与他们的家庭正在寻找我们所熟知的精英高等教育的替代品，越来越多的有志公民希望重振那些依然在远方回响的择优主义理想。

（原文于8月12日发布在《大西洋周刊》，原标题：“进步精英主义的终结？” The End of Progressive Eli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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