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说得过去的解释是，目的决定手段。换句话说，当特权阶层利用自身的地位、人脉和财富来换取高等教育机会时，如果这样做有利于更广泛层面的种族与社会正义事业，则应当被视作合理与恰当的。

身处古特曼这种地位的人可能会坚称，因为她主持的大学正在践行她和同僚们认为有价值的事业，招收那些能够体现这类价值观重要性以及学校声誉的学生，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的追求。对平等主义的承诺不仅赋予了宾大等高等学府一种道德上的通行证，也凸显了一种道义层面的迫切需求，需要通过录取这个国家最具特权家庭的子孙后代来充实他们的学生队伍。由此，以古特曼为代表的“进步派大学校长”拥有了一件能够塑造美国精英后起之秀的重要工具。

最重要的是，这个精英培养计划需要一种接受度更高的合法性理论。如果说，择优制精英主义的正当性源于需要向美国最优秀的人才传授爱国主义与公民责任，那么进步精英主义的正当性则源于实现美国精英的多元化。这意味着增加非裔美国人、其他历史上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族裔群体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代表性，以及保护和加强常春藤盟校扮演机会瓶颈的作用。在进步精英主义的影响下，常春藤盟校不仅仅是老钱精英的后代与第一代奋斗者子女相遇的场所，也是美国精英被打上“道德烙印”的地方。

“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起诉哈佛大学”案揭示了这种精英培养方式在实践中如何发挥作用。原告是一个反种族歧视的非盈利性法律支持组织，聘请了杜克大学劳工经济学家彼得·阿西迪亚可诺（Peter Arcidiacono）。他通过研究哈佛多年来拒绝公开、但被迫分享给原告的录取数据，来分析哪些申请者被哈佛录取，哪些被淘汰。阿西迪亚科诺的专家证词揭示：哈佛大学在招生过程中长期歧视亚裔美国人申请者。这引发了保守派对带有种族偏见的招生活动的批判。阿西迪亚科诺与同事也提请外界关注哈佛大学通过体育生、传承录取（Legacy Admissions，指美国大学优先录取校友子女或亲属的合法招生方式，观察者网译注。）、院长利益名单等方式招收学生的偏好，还包括优先照顾教职工的子女，这在部分案例中的比例大得惊人。

今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哈佛大学基于种族因素考虑的招生政策违宪，事实上推翻了在美国实践数十年的“平权法案”政策

阿西迪亚科诺的研究结果令支持与反对基于种族考虑招生的人同时感到震惊，并一致谴责哈佛的ADLCs政策（即前文指的通过体育生、捐赠、传承录取与院长利益名单等方式招收特定学生的做法，观察者网译注。）。这种在意识形态层面分裂的两拨人能够达成一致的情况十分罕见。本质上来说，基于种族考虑的招生与基于利益输送的招生是互补的，正是这种互补构成了进步精英主义的基石。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精英教育的主要优势不在于教育质量，而在于提供了结识权势人物的人脉。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沙姆斯·欣（Shamus Khan）近期在《纽约时报》发布专栏文章，描述特权阶层学生与非特权阶层学生之间的交往如何令后者获益。

他写道：“从名校毕业会给予你一张进入精英小圈子的门票，与身居高位者身边的人物建立关系，并接受上流阶层规矩与礼仪的熏陶。”然而，那些出身背景优渥的学生在进入哈佛或宾大之前就已经能接触到富裕、受过高等教育、在专业领域成就斐然的成年人关系网络，出身较差的学生却没有这种机会。当这些学生聚在一起的时候，特权学生在智力、成就与品格方面的优势得到认可，而毫无背景的学生则会获得社会与文化资本，能够加速他们在大学毕业后的职业发展。

虽然欣并不打算为优先录取校友子女亲属的做法辩护，但他注意到，“这些通过传承录取的学生有深厚的社会与文化人脉，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条件较差的学生如何从名校中获得众多好处。”这种逻辑不仅仅适用于校友的子女亲属，也包括其他特权阶层的子女，比如民选高级官员、大慈善家、知名学者与文化界人士，甚至可能是卓有成就的马术或壁球运动员的子女。

进步精英主义所做的绝不仅仅是塑造精英大学生的礼仪、风尚与人生轨迹。它还允许招生官员进行更大范围的“灵魂改造”。

2010年，经济学家瓦莱丽·拉米（Valerie Ramey）与加里·拉米（Garey Ramey）发现，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美国名牌大学录取名额的竞争愈演愈烈，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家长投入到子女教育上的时间与资源急剧增加。相比之下，加拿大父母在同样条件下并没有出现类似的变化，因为加拿大高等教育中社会地位等级制的影响远不如美国那样大。拉米夫妇的结论是，这样一种剧烈竞争直接导致了浪费资源、零和博弈的“鸡娃竞争”（Rug Rat Race）。

在这种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评论作家马特·费尼（Matt Feeney）更进一步。他在2021年出版的新书中批判了美国大学选择性招生制度的傲慢，指责招生人员手中的权力过大，冒犯了望子成龙的父母以及他们子女的内心世界。

随着美国“零零后”一代人逐渐成年带来的大学申请人数激增，费尼断定，“招生人员逐渐意识到，这种竞争赋予他们的选择权也是一种深刻且微妙的道德权力……他们现在可以告诉申请者，哪些课外活动更有价值，什么形式的自白在个人陈述文案中更讨喜，以及通过这些课外活动与短文体现出来的哪些个性更容易得到招生官的青睐。”通过向家长、教师、中介以及对任何微小的等级制地位变化高度敏感又焦虑的年轻奋斗者传递这种偏好信号，招生官们发现，“他们可以引导大学申请者成为什么样的人。”